提要

　　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在近代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说其特殊，首先是其创造了许多记录：专门经营股票交易的公司曾达到近150家；上市交易的股票种类最多时达199种，且全是华商股票，一举改变和结束了抗战前证券市场基本以政府债券为交易标的物的所谓“财政市场”性质；还有，通过这期间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的资本运动，还出现了跨行业跨领域的大型华商资本企业集团——“企业公司”，且不止一家，一个行业。这些现象，在旧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可以说都是唯一的特例。
　　从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到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在八年的抗战期间，上海的华商证券市场根据前后的演变和发展，可以清晰的划分为“中国股票推进会”的出现及结束、民间自发自由交易和伪上海证券交易所诞生与活动等三个阶段。

在老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闹市里，孕育了多少股票公司，如今谁又能知晓？

保存至今的民国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经纪人铜牌。

“中国股票推进会”成为华商之家

　　在上海的投机热潮中，过去长期被人冷落的华商企业股票，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出现了转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上海法币价值低落、物价上升即“孤岛景气”之故，上海各公司的营业都获利丰厚，每届发息分红，均有出人意外之优厚。而在外汇上发初期国难财者，在外商企业股票投机热潮中，也颇有希望购买华商股票以作投资和保本者。另一方面，受战争影响遭到损失欲将原有股票抛出者，也不乏其人。在供求双方都有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专门代客介绍买卖股票的掮客和商号。但与这期间狂热的外商股票投机热潮相比，无论在数量和热度上，上海华商股票的交易这时都还无法与之相比，还处于陪衬和配角的地位。
　　面对狂热的投机热潮和华商资金大量投入买卖外商股票的状况，当时上海的中国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和企业家们深为忧虑，他们认为，上海的“一切均在畸形发展之中”。而其中最可忧虑的现象是，“一方面数十万万游资充斥于投机之途；另一方面关系国运之正当产业，则由缺乏资金，无由发展”。而这种现象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对社会相当不利，“此二者间之鸿沟愈深，则其为祸于社会者愈大”。因此，他们希望“对华商股票公开买卖场所，作有力之提倡”，而这种提倡最主要的途径是争取建立华商股票买卖市场，以谋求挽救之策。也就是说，在原有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奉命停业和国民政府西迁，对上海经济活动鞭长莫及的情况下，他们将提倡华商股票买卖和建立华商股票市场的重任主动承担下来。
　　此后，除在多种场合多种刊物报纸上发表鼓吹推进华商股票买卖的言论外，他们还依托《上海信托业同人联欢会》这个组织，成立了“中国股票推进会”，以这个实体来推动华商股票的买卖，初步建立了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股票交易市场。
　　“中国股票推进会”成立于1940年12月。由《上海信托业同人联欢会》会员中的新华银行、永大银行、中华劝工银行信托部及上海、中一、中国、久安、生大、通易、环球、和祥信托公司等11家会员发起组成。“中国股票推进会”的组织章程中明确规定该会的事务为：“为本委员会会员介绍买卖中国股票、调查各公司内容、登记及报告买卖之价格及数量，并办理其他相关事项”。其“介绍买卖之股票以正式注册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为限。其公司名称及股票种类须先经本委员会审查通过方得办理”。同时还规定，“本委员会介绍买卖中国股票以现货买卖为限”。“中国股票推进委员会”的事务，由参加会员也就是各信托公司和银行信托部各推代表一人为委员，由委员中互推干事7人处理。干事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至于买卖股票，由参加会员各家另派交易员办理。规定除星期日及例假日外，每日下午二时至三时交易员集会一次办理交易。
　　“中国股票推进会”第一批介绍买卖的股票，包括金融业、新药业、纺织制造业、公用事业等十大类别78家华商企业的股票。当时在上海的著名华商企业如中国银行、永安纺织公司、南洋烟草等均包括在内。对于“中国股票推进会”的活动，日本华中振兴株式会社调查课的评价是：“推进会成立后，上海华商股票界的面貌一新”，“特别是在价格方面有显著的表现”，从该会“成立之后约一年左右的行情变动来看，几乎无例外的都出现了价格的上腾”。
　　1947年出版的《中国股票年鉴》对该会活动的评价是：“于中国股票之流通，该会确能尽其倡导职能，故对于推进中国股票之流通与提倡投资实业，其功殊不可没”。其后，中国股票推进会“至太平洋战事发生，方始停顿”。当时人刘恒之在对抗战期间上海证券市场的评论中，也认为“至三十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事发生后，该会即告解散。然对于以后华股事业之发展，不无贡献”。从这些评论来看，该会的活动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
　　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抗战时期上海证券市场发展的第一阶段。

民间自发自由交易越发兴盛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直接促成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由陪衬地位转入了主角，被视为华商证券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转变过程的动因正如吴毅堂在《中国股票年鉴》中所描述：“民国30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事发动，日军进占租界，上海经济局势转变入另一阶段。其时外汇冻结，外股外币群在禁止买卖之列，大量游资为求得归宿，群向中国股票集中，从来未曾受人青睐之中国股票，至此始告勃兴”。
　　在中国股票兴起初期，专业经营中国股票买卖的公司数量并不多。据统计，1941年以前成立的有10家，1941年成立的8家，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商股票成为热门追逐对象的1942年，一年间成立者即为127家。曾创造过“新设者竟日有数起”的记录，“统计先后成立者竟达145家，其中大多皆为向日经营黄金、纱花、钱兑业者所改组”。这145家股票公司若以资本分类，资金在10万元以内者56家，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者72家，20万元以上者有17家。
　　这时，如此之多的股票公司集中成立，除了显示出股市投机热度在迅速提高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股票筹码的数量也在同样迅速增加。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华商股票市场迅速升温。股票筹码的增加在这时显然有其必然性：股票投机热必然增加对股票筹码的需求，对股票筹码的需求又必然寻求更多的供给，而这时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和企业股票自由上市的状况对此需求又提供了可能。因此，企业股票筹码增加就成了这时上海华商证券市场必然的现象。股票筹码增加的来源一是老企业增资股票上市，再一个就是新设立企业的股票数量大幅增长和上市。也因此，新设企业数量迅速增加成为1942年上海经济界引人注目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仅1942年下半年新设的公司数量就有208家，以至于《华股指南》一书在总结这一年的股票市场时指出：“三十一年的上海，在经济上可说是一个产业年，在市场上可说是一个华股年。老工厂的扩大与新工厂的勃兴，造成了无数的企业家、资本家，——同时，也造成了许多的投机家。这些投机家靠了办工厂投机发财；也靠了做股票投机发财。到后来简直是泾渭不分，真实企业家与投机企业家混淆在一起，而投机企业家与股票投机家更是一而二二而一。这就是躲在所谓产业景气——其实应该称为物价景气——背后的庞大黑暗面”。

空头股票充斥于市引官方干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时的企业股票上市准入门槛十分低。由于这时并无证券交易所存在，也无对上市企业标准进行审查的机构存在，因此，新成立的企业股票均是“通过股票公司上市”，“并无一定标准遵循”，而且这时华商股票交易的状况是“所有股票交易，纯由各股票公司自由买卖，自由开拍，在同一时间、同一股票，各家行情恒大相径庭，任其一家之供求状况，自行上落”。因此，在这种状况下，上市公司股票鱼龙混杂，投机气氛日益浓厚，乃至于“空头股票充斥于市，投机家视为乐园，巧取豪夺，操纵垄断”的现象就无法避免，且会愈演愈烈，也因此，终于引起伪官方的干涉。先是伪实业部拟订“取缔买卖华商股票暂行规则”12条，并呈经伪行政院会议通过公布实施，“规定凡买卖股票业商必须申请注册，依照资本总额交纳百分之十保证金，否则不得开始营业；非经华商公司股票审查委员会审定之股票，不得买卖。股票业商不得有操纵市价或垄断居奇之行为，同时不得为期货之买卖……”。
　　但是，一纸文告怎能限制住已经出现并不断升温的投机热？而整个股市，仍然陷于投机气氛，市价高涨，刺激物价，间接威胁市民生活，引起大众不安。在此种状况下，1943年2月28日，汪伪政府在“进退维谷，难于应付”的情况下查封了永昌、中国两家股票公司，3月6日更是进而查封了65家股票公司，“继而全沪150余家之股票商亦被迫停业”。此后，经过交涉和磋商，在分别向伪上海市经济局和工部局两方交纳合计千分之一的“证明费”后，35家股票公司获准分两批于5月19日和6月9日恢复营业。由于这种作法引起市场骚动，为了对控制证券市场更加有利起见，1943年7月间，伪财政、实业两部决定恢复上海证券交易所，“令饬华商证券交易所筹办复业”，抗战时期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的演变遂进入第三阶段。

伪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顺势诞生

　　1943年7月中旬，南京伪财政实业两部发布商字第1448号令，指出，“上海为全国实业首要之区，该交易所因事变影响陷于停顿状态，迄已数年。兹为调整证券流通稳定金融基础起见，着即早日筹备复业”。随后，该所于7月24日招集股东临时会，商讨修改章程、补选理监事及其他复业事项，并决定增加资本至两千万元。10月29日，该所举行复业礼，发布四项上市股票审查原则，规定得以上市进行交易的公司股票需符合下列条件：

　　1、遵照中华民国法律组织并领有主管官署执照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公司成立已营业一年以上者；
　　3、公司实收资本五百万元以上者(如有增加资本其增资部分未经主管官署核准者不得上市)；
　　4、依照规定呈送必要之书件者；

　　结果，依据以上原则审查合格，第一批得以上市的华商股票按类型分包括金融投资股21种、百货股6种、化学工业股16种、文化股9种、纺织股43种、其他实业股13种，合计六大类共108家。
　　伪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由原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张慰如、沈长赓主持。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1943年)11月8日正式开拍，所订营业细则凡75条，规定经纪人名额为二百人。为避免法令上之重复起见，先于9月24日废止1931年8月26日所颁之伪实部取缔买卖华商股票12条，更为避免执照上之重复起见，同时亦废止伪经济局所发给之股票营业执照，规定持有该局执照之二人，得合并为交易所经纪人一人”。此后，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是为抗战时期上海华商证券市场发展的第三阶段。

(作者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