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举行的广州市政协经济组分组讨论中，某集团董事长炮轰限价房政策。他说，广州的限价房让人重新看到平均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给社会带来新的不公平，又影响社会和谐，应取消限价房。
这董事长还真是性情中人，有话直说。有人说这体现了民主的意义，政协委员敢于说话了，媒体也如实报道了，确实是个进步。这样的认识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
该董事长的言下之意，现在是市场经济，弱肉强食是常态，房价只升不跌也是常态，你要有钱买得起就买，没钱流落街头也是活该。“市场经济本来很和谐，可限价房出来，就搞得不和谐了。”这种论调就像古代的一位中国皇帝问穷人，你为什么不吃肉？
客观地说，在这十多年里，政府在住房政策上其实是走了弯路的。住房改革以来，政府一直倚重住房的商品属性，迷信市场化的神话，忽视住房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民生属性，在一些地方甚至把房地产当成支柱产业来发展，于是，房地产业以一种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起来，结果扭曲了整个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商和少数官员天天“大鱼大肉”，而百姓则望楼兴叹。这种少数富人的和谐，这难道才是“和谐的市场经济”？
当代著名思想家罗尔斯曾经在《正义论》中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他认为，正义的最重要功能是把所有的社会成员凝聚起来，努力合作，最大限度地激发并合理分配社会资源，这种正义的社会结构，可以为每个人提供最大限度的公平，尤其是必须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最大利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和谐的最大价值是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公平和正义。但众多事实告诉我们，楼市扭曲的市场化，却严重损害了社会正义和公平。如果说房地产热中强势的一方主要是由房地产开发商、投机者等组成的话，那么，另一方则是失地农民、拆迁户和普通的购房者。而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财富掠夺关系。
现在地方政府终于明白住房中还有民生这一重大属性，而且要有所作为，承担“守夜人”和“保险公司”的角色，不但要承担创造和保护事实平等的责任，而且要有能力和手段承担社会再分配的责任。所以，才调整并逐渐形成限价房、经适房、廉租房等多层次的较为合理的住房体系。可以说，如果政府再不出手，恐怕就真的影响社会和谐了。毕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不应当是杜甫一个诗人和广大民众的梦想，而是每一个民生政府应尽的责任。
其实，市场经济有好有坏，中国楼市也存在其不合理的一面。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善治之下的法治经济，而它并不只有市场，也有计划，还有调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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