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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29 李宝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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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利用长期贷款置换了省属37所高校63.5亿元短期贷款，仅仅使原来商业性短期贷款的巨额债务压力，“转换”为国家政策性银行长期贷款的潜在风险，远没有触及巨额债务产生的体制根源，对此不能盲目乐观。
据报道，辽宁省在全国率先探索解决高校债务问题的途径，日前已与国家开发银行达成合作协议，利用长期贷款置换了省属37所高校63.5亿元短期贷款，贷款期限15年，还本宽限期3年，利率全程下浮10%；还本宽限期3年等于辽宁提前3年全部化解了63.5亿元债务，开行贷款利率全程下浮10%等于让利于高校7.5亿元。
这一举措，对“缓解高校偿债的阶段性压力”很有好处，但一些实质问题依然存在，至于“使高校摆脱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全国惟一解决高校债务的省份”，也似乎过于乐观。
应该承认，高校债务的形成，有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情况，也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对此，国家开发银行向教育等社会发展瓶颈领域提供资金支持，也是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当地政府作为其所属高校的“举办者”，出面协调并与有关方面合作帮助解决问题，也很正常。
但是，关键在于：目前中国大学面临的债务问题，表面上是金融风险问题，其实背后是复杂的体制困境。这种“金融置换”通过技术性操作手法，只是“暂时”缓解了高校偿债的“阶段性压力”，其本身并没有“化解”而仅是“转换”了风险。即：使原来商业性短期贷款的巨额债务压力，“转换”为国家政策性银行长期贷款的潜在风险，远没有触及巨额债务产生的体制根源。
由于国情和体制原因，中外大学在“筹钱”搞基本建设的具体运作机制上，有很大差异。国外大学体制，大多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自然长成的，是包括私立名牌大学、社区学院、公立大学等在内的多元化自治办学体制，它们在大学基本建设筹资方面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多元制衡机制。
而中国一些大学目前面临的2500亿元债务问题，则是在大学自主办学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由行政性扩招、教学评估等多元因素耦合作用引致的。
“历史地”看，目前大学面临的债务危机是1999年以来大规模扩招导致的；但如果“辩证地”看，这与扩招“发展”本身没有必然联系，扩招之所以能够引发债务危机，根源在大学体制具有特殊性。为什么一些大学在规模扩张上，都在争先恐后提规格、换大牌，不遗余力地争生源、上专业，建设“大学城”、比“硬件”，而不太关心教学质量有没有保障？原因就在于这里面只有利益，而缺少责任和对等的风险。
如果没有真正的经济核算，便谈不上严格的预算约束，成本或费用可以随便分摊和转嫁到教育消费者头上。因此，大学债务和潜在风险可以无限累积，甚至人为扩大。这恰恰是高校债务黑洞之所在。辽宁省属高校近年来在持续扩招的背景下，完成扩容改造任务累计投资180亿元，同样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在黑洞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只靠一个简单的贷款置换合作项目，力图“成为全国惟一解决高校债务的省份”，有些过于乐观。
其实，如果只注重短期“输血”或“换血”，不从根本上解决“止血”问题，把精力放在短期应急性事务上，诸如加大财政投入，争取银行方面的支持，把短期银行贷款转变为长期贷款等，只能缓解问题于一时，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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