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通继任大掌柜王宗禹的随身算盘，它将文房四宝与算盘的功能融为一体。

正对外开放的大德通票号原址。

　　提要：说起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全国人所皆知。乔家不仅是山西清末民初的著名商人，而且也是著名的票号经营者。乔家的“大德通”票号是当时山西十大票号之一，“祁县帮”的代表。乔家虽然办起票号经营汇兑，但没有忽视经营商业，而是坚持商号与票号互补的方略，相互援助，彼此照应，因此在逆流中坚持的时间最长，一直到全国解放，这在票号中是独一无二的。

从商号迈进票号

　　乔家是经商出身的，起初也很惨淡。其始祖乔贵华，原来是一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光棍汉，清雍正年间到包头给一家当铺做小伙计，后来给人家赶骆驼，再后来卖菜，经售豆腐、豆芽、烧饼。至雍正末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字号，经营杂货生意。
　　生意虽小，但只要用心经营，把握时机，也会成大气候，乔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粮丰价低，他购进了大批黄豆，不料次年成为缺货，由此大获其利，开设了广盛店客、货栈。随着积累增加，又新开广盛公商号，自己成为财东。除经营油、米、面、酒等商品外，还兼营当铺、估衣铺、钱铺业务，获利倍蓰。道光二十年(1840年)，又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业务蒸蒸日上。复盛西在光绪二十年间又增设复盛协、复盛锦钱铺，复盛兴、复盛和粮店。在包头城里，复盛公、复盛全和复盛西三大商号共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员，实力既大，门路又宽，在包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称“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极盛时期，国内通都大邑，尤其是北方的大中城市，都有乔家的店铺生意。
　　乔贵华有三个儿子，分别立堂号为：德星堂、保和堂、在中堂。随着票号业在山西晋中平原的兴起，三堂主事乔致庸(乔贵华之孙)以120万两银子，在祁县城开办了“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由三堂合股经营。三堂中，在中堂资本最为雄厚，之后成为两个票号的股东。民国以后，德星堂、保和堂的大德隆钱庄亏损，由在中堂弥补，顶了德星堂、保和堂在票号中的股份，从此“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就成为在中堂独资经营的票号。
　　关于“大德通”票号创建的具体年代，无稽可考，说法不一。一说是咸丰年间，山西巡抚曾国荃向山西富商借钱助赈，乔家出银36000两，曾国荃亲赠“福重浪环”巨匾。乔致庸认为露了富，遂再开设票号。一说“大德通”的前身是大德兴茶叶庄，在咸丰年间就开始兼营汇兑，同治初年专营汇兑，大约在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

“大德通”的建制

　　“大德通”票号总号开始设在祁县城，“七七事变”迁移到北京。号内设经理1人，称掌柜，协理1人，称二掌柜。还有管内事1人，经管号内一切大小事务；管账2至3人，主管号内账务，保障分明无误；管信稿2至3人，主管来往信件，要求恢复及时；跑街3至4人，主要任务在外了解市场行情，到夜晚向掌柜和管事汇报本人所营事业及各庄各行的详细情况。然后共同商议，根据目前银势的松紧及汇水的涨落，统筹规划，开展业务。
　　在总号之下，设立20多处分号，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包头、济南、周村、周家口、正阳关、西安、上海、汉口、开封、常德、重庆、苏州等大中城市。分号经理由总号选任，称为老板，由他携带印章、砝码、川资、开办费到选定的地方经营分号。分号配备的伙友(工作人员)以分号大小、事务繁简而定。其任务与总号伙友基本相同。一是向各分号通报每日市面银两行情，平稳时用普通信函，暴涨暴落时有用加急专信通知有关系的分号，用通常信件通知无直接关系的分号。二是每月底向总号和连号分庄汇报本月内的营业情况，后三个月的比期，收缴银各多少，盈亏多少，为各分号在收缴生意上做准备。三是年终进行一次大结账，报告总号，以结总号的总账和核对通年账目是否有误
　　“大德通”票号有十分严格的号章号规。总号成立时有30条，后来又重议号规13条，民国十一年是22条。这些制度充分反映了管理上的严密性和规范性，为“大德通”票号的稳步发展和生意兴隆创造了制度保障。这虽然是每家票号都必须做到的，但相比之下“大德通”票号更加出色。山西票号中要求伙友“七不准”就是从这里来的，甚至规定码头职工下班回家前要先到总号检查行李物件，从现在看不免有侵犯人权之嫌。

拓展业务积累资本

　　“大德通”票号的业务，首先是汇兑，其次是存款、再次放款，另外发行票据与代办捐项目。
　　汇兑分票汇和信汇两种：票汇主要用于来往较少和生疏的顾客，信汇主要用于素有来往的大商号。电汇用于紧急需款，自编密码，日期、平色、数目，均用一二字代替。汇费的确定没有固定的数额，由顾客与票号面商，汇费大小因人而异。平常计算汇费，以两地平色的高下，期口的旺淡，银根的松紧，路途的远近等作为估定的标准。一般情况下，在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每千两需二三两汇水，交通不方便的地方每千两就需要二三十两，还有的高达七八十两。
　　存款分定期和活期两种：定期一般为3至5个月，活期可以随时支取。存款来源主要是官款及官吏的存款，商家很少。这是因为票号资本雄厚，官款存入无危险之虞；而且汇兑敏捷，有拨用之便。更重要的是票号存款利息比钱庄低，公款多不计息，私款一般月息二三厘，最多不超过四厘。所以商号和商人多存款于钱庄。
　　放款的对象主要是钱庄、官吏及殷实铺户。利息按月计算，从六七厘到一分，少数至一分二厘。“大德通”放款时订立借据，一般不收抵押，只凭信用。但对官吏放款因有一定的风险，利息较高。
　　“大德通”发行的小票使用在北京地区，总额有二三十万两。原来是为了收缴银两方便开具的一种临时票据，从50两到1000两不等。由于“大德通”信用好，有些人以小票作“钞票”使用，多日不去兑现。还有的王公官员把小票存起来积累私财，这无形中给“大德通”增添了一部分资本。另一种是银两票(亦称“银条”)。截止到宣统二年(1910年)，发行的银两票总额239828余两，准备金为140000两，发行额超过准备金71%。代办捐项，就是为清朝候补官吏汇兑捐纳银两。这种“卖官”制度为票号带来了不少业务，“大德通”在其中得到了很大好处。
　　“大德通”票号的财务，分为流水账、老账、现金账和浮记账四种。流水账即各种账目的原始账，如同银行的日记账。各项交易首先分类进入此账，账内抬头下分为上下，上方记收入，下方记付出。
　　老账根据流水账各个抬头分别记入，包含全部财产的变动情况，据此可知财产状态和营业亏损。老账分入出与收取两种：入出老账记载营业的损益，类似银行的损益部分；收取老账显示对内对外一切资产与负债，收类似银行的负债部分，取类似银行的资产部分。出入老账合计的余额，即等于收取老账的余额。
　　现金账是为了核算库存，逐日登记出入现金，收付合计的余额，即本日库存之数额。
　　浮记账的设立是为了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即将往来存款及同行暂记此账，不过流水，月终结算时将收取两方的合计数，一笔转入流水账。
　　以上是“大德通”票号账目的大致分类，如果细分，还有好多名目。如流水账又分为银流水宝账、钱流水宝账；此外还有万金账、钱往来宝账、银往来宝账、各铺来往账、外借贷账，收借贷账、各路存户汇项账、汇银宝账、收出满加账、出入平色宝账等等。
　　“大德通”票号凭借自己的地位、信用和严格的管理，资本越来越雄厚。最初资本有六万两，中期增加到十二万两，最高达到三十五万两。

在风雨中搏击

　　从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轮流执政，政治长期动乱，使票号难以开展正常的业务；加之国内现代银行的兴起和外国银行的进入，使票号失去了原来对汇兑业的垄断。因此，山西票号风雨飘摇，纷纷倒下，惟独“大德通”票号在逆流中竞争，坚持的时间最长，一直到全国解放，这在票号中是独一无二的。
　　“大德通”票号能够坚持几十年之久，原因众说纷纭。概括来讲，第一，资金比较雄厚。乔家票号极盛时，仅“大德通”一号架本就达到七八百万之巨。这在山西票号中是少有的，除“日升昌”等少数票号外，无人与其相比。第二，有一个稳健睿智的经理。“大德通”票号的经理高钰，因家道中落，改儒就商，在“大德通”票号做事50余年，任经理25年。他以稳健称著，能够审时度势，筹划得当，谦和勤劳，做事谨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前，他果断撤回京、津、鲁的分号，防止了战乱造成的损失。北京失陷后，慈禧太后西逃，他与随驾大臣桂月亭联系，将行宫设在“大德通”总号，不仅使产得到保护，由此“大德通”闻名遐迩。当时的各票号经理随着时局的动荡，奢侈成风，抽鸦片的有之，赌博的有之，纳妾者有之，花天酒地者也有之。高钰始终提倡勤俭，黜华崇实。辛亥革命之前，他看到“清室无人，事必大变”，决定“力还外款，以减架本，而实行收敛”。所以，其他票号损失惨重，纷纷倒闭，而“大德通”却处之泰然。民国十二年，为了在动荡中保全，他与投资者乔家再一次对票号进行整顿，要求“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益加奋勉，矢慎矢勤，彼此相关，互相赞助，巩固向来之营业，开辟未来之利源，庶为我两号大局增光”。1919年王宗禹继任经理，一切按高钰遗志和条规办事，使十数年间不衰。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研究者涉及的甚少。就是乔家商号和票号兼营，相互援助，彼此照应。乔家在开办票号之后，并没有专营票号，也不是只重票号而忽视经商。特别是进入时局动荡时期，乔家的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等商号仍然非常旺盛。民国十年以后，随着京绥铁路的修建，黄河航运的发达，包头成为更大的水陆码头。各种商业店铺如雨后春雨笋，出现了九行十二社，欣欣向荣，互相竞争。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九行十二社的款源主要来自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号，获取了高额的利润，复字号随着包头商业的繁荣更加发展了。民国十六至十八年(1927——1929)，皮毛生意很好，复字号又一次获取厚利。之后虽然也和众人一样江河日下，但有这样的商号终比没有好。另外，乔家还在包头开有当铺，在太原设有晋泉源钱庄，这都是“大德通”票号的支撑。乔家复字号商铺与“大德通”票号同时正寝，就充分说明了之间的联系。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