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老百姓还没有房子住，他们却拿着政府的资源为个人挣钱、牟取私利，这哪里还像政府的公务员？”如此怒气冲冲的一段话，来自于深圳市长许宗衡。今年深圳政府向市民承诺兑现6000套保障房，但最终仍缺口1000多套。经过一番清查发现，仅市属单位的公务员就拿着1000多套政策性保障房去牟利。
　　可以预见的是，以上问题将会获得及时解决，相关责任人也难逃责罚。但是，此次事件背后暴露出的问题——有关社会保障性住房，特别是经济适用房的供给体制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事实上，不只是在深圳，全国各地有关开“宝马、奔驰”的“大款”入住经济适用房、一个经济适用房“房号”被炒作到十几万元等报道屡见报端。
　　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住房体系中，随着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日前发布，经济适用房逐步开始从保障住房的“主角”定位淡出，廉租房将逐步取而代之。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的区别在于两点，一是保障层面不同，前者侧重于最低收入阶层，而后者则侧重于中低收入群体；二是在提供方式上，前者顾名思义是以“出租”形式提供，而后者目前多是以出售形式提供。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适用房更像是“廉价商品房”，而经济适用房“以售为主”的形式恰恰是目前一系列问题的制度源头。
　　实行“以售为主”的保障住房制度需要以严格的管理约束制度为前提，否则就会成为引发各类腐败行为的诱因。一方面，作为政府行政性供给的保障住房，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过程很难彻底避免人为操纵等“寻租”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经济适用房与普通商品房之间存在巨大的价格差距，因此通过简单的一个买卖动作，就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几十万元的暴利机会。短期暴利与制度漏洞双重因素的存在，让“以售为主”的保障住房自然而然地成为违规交易滋生的温床。
　　要想通过监管手段遏制违规交易，需要从法律和执行等多个方面着手，目前的客观条件并不充分。目前中国社会的信用程度普遍较低，违规行为较为普遍，而监管执法部门却存在人手不足、法律不到位的问题。比如在法律规范方面，中国香港地区就将社会保障住房的套利行为上升到法律层面，虚报资料获取房源将会坐牢，而反观内地，不仅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不足（最多也就是退回房产），更为关键的是，由于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直接卷入违规交易，让此类问题很难被查处。
　　种种乱象集中出现在“以售为主”的保障性住房体制中表明，至少在目前的保障住房分配制度和监管现状下，选择“出租”而非“出售”是更加理性而现实的选择。既然经济适用房已经逐步退出社保住房的主流，不妨加速这一进程，让廉租房成为保障住房的唯一形式，既可以充分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又能够让最基本的“公平”原则真正得到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