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古训在今天被重新排列组合。欠债要不到就杀人，但不是杀债主，是自杀。据报道，在多次向开发商索要工钱未果后，河北省景县一个工头服毒自杀，家属将其尸体抬到开发商家中抗议。(《新京报》7月22日)

    近年来，农民工以自杀相威胁讨薪或者讨薪未果后自杀的事件，已不是少数，有学者把这种“自杀性”讨薪称为“为权利而自杀”。很多时评也就农民工的维权问题发表评论。但问题是，“为权利而自杀”，或者说自杀性讨薪，算是一种维权吗？
　　以自杀为威胁手段讨薪，债务人仍然只有还债的义务，并没有因此增加受这种手段而积极保护讨薪者生命的义务。至于讨薪追债未果后自杀，这也只是一种事实上而非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能因此而对债主追究债务之外的更多责任。从法律上讲，只有讨薪者和欠薪者，债权人和债务人，没有值得同情者和应该谴责方。
　　但是，“为权利而自杀”，特别是农民工的自杀性讨薪，在转型时期，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上面对于自杀性讨薪是否是维权行为的分析，看起来似乎冷酷无情，流露出一种法律逻辑的傲慢和对弱势群体的漠视；其实，恰恰相反，冷静分析的目的，正是基于一种由于更深层次的社会关怀所带来的忧虑：在农民工讨薪的问题上，如果不慎重使用“维权”及其背后的同情心和道德感，可能会对自杀性讨薪无形中构成某种道义上的支援和鼓励。
　　自2000年出现“农民工全城围堵工头”事件引起社会关注后，“农民工绑架工头讨薪”、“农民工以跳楼威胁讨薪”等新闻层出不穷，非理性程度越来越高，离真正的、受法律保护的“维权”也越来越远。极端地说，凡是正常途径讨薪维权的，很难见诸报端；大凡被报道的，许多不属于法律上的维权行为。这些行为背后的本意，是希望引起社会关注、造成巨大影响，从而追回欠薪。
　　但是，这种把希望寄托于“青天”和“媒体”，不惜以自杀来引起关注的想法，即使值得同情，也绝对不能鼓励。比工资更宝贵的是人的生命。而“为权利而自杀”不仅不是维权，反而有可能构成犯罪。依靠法律和制度来最终解决“欠债还钱”，不管在现阶段运行得多么缓慢，这个轨道始终是不能脱离的。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综合考虑舆论导向的“双刃性”，克制一时的道德激愤，真正负责任地去为农民工着想，不能提供任何“为权利而自杀”的暗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如果“维权”话语的正当性和同情心的过度表达在无形中对农民工的“自杀性”讨薪形成鼓励，那么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