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解决城镇非从业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即将步入试点阶段。为制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性文件，６月下旬至７月５日，国务院分别在江西、江苏和甘肃召开东、中、西部三个座谈会，听取各省区市的意见（见本报四版７月７日报道）。

　　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到２００２年开始在农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城镇里的老人、小孩、下岗人员等非从业居民尚属医保制度安排的最后空白人群。因此，建立覆盖所有城市居民的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意味着“全民医保”正在扎实推进。
　　这当然让人欣喜。但前不久湖北公安县陈正先夫妇不堪大病负担跳江自杀的悲剧，也让人看到，“全民医保”还不能让我们高枕无忧，构筑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依然迫在眉睫。
　　患有血吸虫病、乙肝、肾结石等大病的陈正先，因为穷，连一家四口６０元的参合费也拿不出，“错过了农村合作医疗”。而在村民的眼里，即使陈正先入了新农合，平均３５％的补偿比例，“也改变不了他家的悲剧”。
　　这一事件提醒人们：推进“全民医保”，莫忘夯实医疗救助这一医保“网底”。因为，对于一个相对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来说，医疗救助制度着眼于最困难群体的基本医疗保障，是最后保命的“底线”，彰显公平的内涵。
　　当我们构建全民医保体系时，医疗救助的薄弱可能成为这一体系的“软肋”：由于城镇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非强制性和低水平，导致遗漏人群的存在，且保障力度偏低。遗漏的多为特困人群，特大病保障对他们只是“杯水车薪”，已有的医疗救助制度不能有效保障“底线公平”的问题因此凸显。
　　目前，无论农村或城市，类似陈正先的困难人群并不少见。他们因重病或残疾，医疗需求大，但往往没有工作或收入很低，不能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等保障。恶劣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和就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改善和融入社会的可能，往往使他们陷入“病—贫—病”的恶性循环中。
　　生命健康权对每一个人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贫困人群一样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因此，我们固然应当不断扩充完善现行医疗保障制系，尽可能覆盖所有人群，提高保障水平。同时，本着“公平”的原则，更要先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使其成为医疗保障体系的稳固“底线”。
　　医疗救助承载的“底线公平”，不仅仅意味着最低水平的医疗保障，更划定了政府和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底线”。在医疗保障网络内，不同于其他层次可以由市场机制或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方式获得，医疗救助属最基础的“网底”，政府肩负主导责任。
　　随着各项政策的推进，我们正行进在通向“全民医保”的路上。然而，优先建设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夯实医保“网底”，也是当务之急。给最困难人群获取救济的明晰途径，让他们在困厄之时看到光明，我们还应做大量艰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