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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6-08 作者：杨耕身 来源: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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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跨过这道坎”———这是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之时上海卷作文题目，这使它更像一个隐喻与暗示，反过来指向了高考或者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本身。如果我们愿意，也还会发现各地作文试题中，仿佛都有着相同的微言大义。比如江西卷的“要说爱你不容易”，浙江卷的“行走在消逝中”，天津卷的“有句话常挂在嘴边”……
这不是俏皮之论，实在是一种沉重的附会。必须承认，30年来功名，绝非尘土。若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自可去问开化的大地，问解冻的河流。然而也不能视而不见的是，一个民族从30年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性原点出发的，对科教与知识的渴望，自由与精神的释放，公平与价值的追求，却在走向日益单一、逼仄乃至偏执的“独木桥”，面临着更深层的价值追问。也许，这也不是追问，更是一种必需的时代要求。
我们的关注，不仅是在今日之部分大学背离于民生立场的高收费，涣散于自由与独立精神的现状，乃至就业压力等效用之下，高考已俨然淡薄了关于价值的想象；不仅在于高考作为国考的统一地位，及其衍生的“一考定终生”的僵化作用，对于人才及价值观念的销蚀与伤害。我们的关注，更应回到30年来高考本身所承载的价值期待上去。这就是，它应是一种开放与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然而也正在这一点上，它正在遭受质疑与非议。
一方面，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潜在的素质都得到全面的发掘与培养，那么，考试无疑应当成为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检测工具，然而当考试本身成为直接的目的时，教育的功能就遭受了异化。这正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范谊所说的：“高考以及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灵魂；扼杀了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冲动；它使我们的民族习惯于接受和模仿。”
另一方面，作为高考选拔核心制度的招生政策仍存在诸多问题，正如学者杨东平先生所指出的，首先是招生配额制产生的地域性不均衡。二是本地化倾向，像清华、北大每年在北京招生300多人，但在外省，有的只招二三十人。三是特殊政策的黑洞，比如各种加分、保送生，只有少数权势人物才能操纵。四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舞弊，有的已经发展到集团化操纵。毫无疑问，当诸如此类现象成为高考招生潜规则之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还有多少底气呢？
科举制度废除至今已百年矣，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当中国30年高考被誉为向理性与科学的回归之时，它也恰恰被舆论指为以权力为中心的科举式高考。这就是全国统考所意味的权力对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对知识的传播、对考生的心灵的全面控制。就像曾经的科举制度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想一样，在今天，高考、大学以及它们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制度，仍然高居于塑造中国民族性格的各种力量的顶端，以一种高分低能的方式，让国民继续成为“惯于接受和模仿”的一群人，且毫不知觉。
当高考所具有的公平的人才选拔功能正在遭到削减与非议之时，我们已经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新评估高考制度延续至今的合理性了。无论如何，当很多人以慵懒的语气说，高考至少不是最坏的选拔机制之时，那么实现更公平制度的渴望又何在呢？
高考及其背后的教育体制，在成为数代中国人必须跨越的青春门槛时，也在今天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道必须跨越的体制门槛。30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否有勇气改革高考制度以及教育制度，已成为国家与民族必须回答的重大考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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