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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查显示，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心理问题逐渐增多，在适应性较弱者身上则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心理震荡”现象。
对更多的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的凡夫俗子们来说，虽然心理还没有崩溃到“自杀”的地步，但是身处社会转轨的特殊时代，那种由于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割据差距加深而带来的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却是感同身受的。
所谓“相对剥夺感”，其实并不深奥。农民工兄弟不能享受城市市民待遇、垄断企业员工享受高出社会平均收入数倍的高薪、房价不断飞涨让百姓望而却步、人们不能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以及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等等，都在不断地冲击着那些“适应性较弱者”的眼球，刺激着他们的神经，考验他们心理底线。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英格尔斯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教训时曾经告诫我们：“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警示我们，对于“心理震荡”不可等闲视之。
要想有效努力预防和消除“心理震荡”现象，“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塑造出一种现代强势人格”，尚需从制度改进入手，以社会公平这一核心价值作为根本，来为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心理震荡”来烹饪一碗“心灵鸡汤”。
因为如果没有制度兜底，可能人人都是弱者；如果没有社会公平作为根本，可能人人都会受到“心理震荡”的冲击。这就需要我们的改革从多方面着手，比如，增加公共投入，让更多的弱势群体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下大力气改善民众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基本民生难题；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心理震荡”，民众中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其实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要求改变目前状况的一种朴素愿望。随着处理方式的不同，这种“心理震荡”自然也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积极或消极的效应。而社会公平的最高境界，是公共福利最大化。所以，如果能够有足够社会公平，这种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震荡”的负面效应必然会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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