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概念渐入人心。图为甘肃风电首个330千伏升压站工程日前在酒泉建成。新华社发(朱师良 摄)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专家表示，以往还没有如此明确地把转变增长方式与官员考核机制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上述内容，是此次中国经济工作会议的亮点之一，也是特别值得称道的。

　　聚焦 1 抛弃“一刀切”考核指标 促结构转变

　　日前发生于安徽太湖县的一则新闻十分耐人寻味：一家被省环保局挂牌督办、应当依法关停的再生铝企业，最近竟然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评审批，获准正常生产。在媒体对其曝光后，日前该企业正式停产。关于此事的原因，报道此事的媒体记者说：由于安徽太湖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招商引资非常难，招来的大多是江浙一带限制或不准发展的企业，环保部门的态度不言而喻：不否决重污染项目，对环境有影响，但否决了该项目自身则难保。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曾有一位地方官员抱怨，“谁按科学发展观办谁是傻瓜”。这正是“唯GDP论”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在作怪。顶着GDP政绩考核的压力，对GDP和税收增长作用明显的重工业自然成为地方政府眼里的“香饽饽”，由此也就造成了只重收益不考虑成本的短视行为。
　　在中央党校辛鸣教授看来，导致官员对发展理解偏差的是狭隘的利益算计与不全面的考核使然。“在原有的干部考核体系下，要推行科学发展观难度很大。”他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指出，没有科学的方法，不能建立量化指标，导致只能把看得见的政绩作为考核指标。因此，亟须改变“一刀切”的政绩考核指标，建立起科学化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应该在GDP前面加上‘绿色’二字。”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指出，绿色GDP就是要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政府做出减少碳排放量的承诺，取消工业考核指标，增加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考核，并把这个绩效评价落实到地方。“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实践绿色GDP了，据我所知，上海和江苏就把绿色GDP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
　　他进一步指出，除了绿色GDP指标之外，还应考虑纳入公共服务这一指标。“要将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质量反映到体系中，要引导政府把工作重点明显转移到民生改善上来，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有问题一定要问责。另外，在干部考核与升迁中，应加入任期稳定性要求。”汪玉凯说，一些地方官员调动过于频繁，使地方施政缺乏长期性与稳定性。他建议，应避免大量异地调动，要在考核标准中强调任期的期限，让干部稳定住，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
　　“归根结底，就是要将政绩考核统一到‘以人为本’发展观，按照发展的指标而不是单纯增长的指标来考核政绩。”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告诉《经济参考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聚焦 2 考核需“透明”“重民意” 促政府效率提升

　　晒政绩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做法之一。日前，云南34名公选年轻干部任前公示“晒政绩”，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份刊发在《云南日报》上的公示除了有干部简历外，还把所选拔的对象工作实绩也进行了公示，这在全省和全国都属首创。
　　“这是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一种进步。”辛鸣评价说，“有作为才应该有地位。影响干部提升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政绩一定是最为重要的一条。可是，干部的政绩不能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必须拿得出来，考验得住，群众认可。通过晒政绩，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只是希望在晒的过程中能再细致一些，再全面一些，多一些细节，多一些干货，不要玩文字游戏。否则会伤害群众的感情，还不如不晒。”
　　业内专家表示，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除了在考核指标上要更加以人为本，在考核方式、考核程序、考核方法、考核结果上也要进一步改进，增强考核工作透明度，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促进政府工作效率的提升。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对干部的考核呆板、流于形式。干部的政绩考核、任免升降，“考官”都带着“官意”，被考核人员具体的“政绩”如何，基层老百姓也没有发言权，以至于日前一条“广东省的部分市政府在其官网上公示的市领导的述职报告中自评分都是97或98的高分”的新闻在民间引起了轩然大波，群众在质疑这样的高分都是如何得到的。
　　辛鸣认为，从组织运行角度来看，上级部门对干部的考核，也就是所谓的“官考”是理所当然。对这一点不要一概否认；关键是不能仅仅止步于“官考”，而是应该把“官考”与“民考”结合起来，并且逐步加大“民考”的权重。“当然，民考如何操作需要认真研究，既要把群众的真实意见反映上来，又不至于让干部为了讨好一时的民意而投机取巧。我们有的地方尝试进行政绩评价回头看，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再对干部已有政绩进行评价，有效地遏制除了政绩的短期行为。”辛鸣说。
　　另外，专家指出，不论是哪种考核指标，哪种考核方式，最终要落到“政府官员任免”的实处，不能说考核过程很透明，但最终任免是另外一套。要真正把“考”和“用”结合在一起。

　　聚焦 3 政绩考核体系：在探索中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绩考核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1979年，中组部正式提出考核概念。1988年和1995年，中组部先后下发了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和工作实绩考核两文件，此后，各地开始制定考核办法，提出了注重工作实绩、注重群众评价、注重程序民主等一些有益的思路和办法。1998年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被看作我国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初步形成完整体系的标志。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又提出了正确政绩观，这都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之下，我国“评官”的办法进入了从单纯强调经济发展到注重经济增长的全新阶段。2006年，中组部下发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引入民意调查和实绩分析方法，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换届考察、领导班子成员个别提拔任职考察。
　　此后，在国家一些相关政策出台后，政绩考核的内容又在不断细化和丰富。同时，这个办法还给各地的探索留下了空间，规定各地可以结合实际，设置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实绩分析内容，于是，一些地方出台各种政策文件，“纳入政绩考核”常常会成为其中的重要条款。
　　“非典暴露出的政府管理危机也是促使政绩观转变的因素。”汪玉凯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说。他指出，“以GDP论英雄”的评价体系的弊端在非典中暴露无遗。
　　“十六大以来，我国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在不断完善，在不同层面、不同范围内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辛鸣告诉《经济参考报》，“当然，步伐还可以进一步加快，科学性还可以进一步加强，现实针对性需要再明确一些，重点要在体制机制的层面上解决问题。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定要有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这已经不能再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