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认为，旧体制已经崩溃，需要重建国际多边体制。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2009年10月，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发表了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本文是他在第五日的演讲，题为“未来的路”，着重探讨了如何重建国际多边体制、美国与中国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19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19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到1932年增长到250%；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19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现在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部分。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联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么大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
　　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的、“永远有效”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部分。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Harry White)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有两个等级层次(two-tier)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

　　全球金融体系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这个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又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得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
　　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将输得最多，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作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中国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可能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可能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19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地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对西方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动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中国领导者知道，如果要避免社会动乱，就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
　　但在一定范围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再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

　　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Rio Tinto)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而双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peer review process)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游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
　　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是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监管的。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这种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这在小范围上已经开始实行了。

　　目前缺乏的是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体制已经崩溃，需要重建。世界的未来要看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怎么做。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保他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继续下滑。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制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只有在和平的方式下，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受痛苦。奥巴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会更容易受各种恐惧心理的影响。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会强烈地试图制造事端，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总统的思路正确，但他需要看得更远。
　　中国领导人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他们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开放的社会迈进，他们必须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将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可能不会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决不会让它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领导，它必须学会更多地关注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希望中国的领导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

(摘编自FT中文网，译稿由开放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