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复苏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核心问题是“高储蓄、低消费”结构问题。
    ● 在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国企分红范围，有计划地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持股比例，以增加国家当年财力，大力扶植居民消费。
    ● 加快组织和扩大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提高投资中的民营资本占比。
    ● 只要是有盈利回报的项目，除需要贯彻国家战略意图之外的，各级政府应该坚决做到“不与民争利”。

    当前，中国经济在政府一揽子计划刺激下，已处于复苏趋势中。中国经济的复苏，也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包括货币信贷指标和资产市场走势等数据，也引起了海内外人士对近期经济政策取向的议论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程的担忧。
    如何看待这些议论和担忧？毫无疑问，受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全球经济的衰退中，多数国家的领袖与政要，出于对一国社会局势稳定的政治责任，是轻易不会采纳奥地利学派的思想的，必然会采取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减少失业，以稳定社会。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对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度不断提高的中国来说，不管是从自身经济还是从全球经济角度看，过去的八、九个月所采取的宽松财政金融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成效。现在，复苏趋势已经出现，今年的GDP增长达到8%是有希望的。明年GDP的增长能否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高增长？下一步的政策是关键。因为在危机当头时，可以采取短期的非常规手段以扩大投资来弥补外需的急剧减少。
    在经历一场全球性危机之后的数年内，全球经济不会再简单重复2003-2007年那样高增长的繁荣环境。在今后几年的调整中，世界经济必将处于低速增长阶段。而政府集中投资的财力空间在缩小，复苏过后不能持续采取复苏前的非常规政策。这样，可持续的稳定增长问题又会凸现出来。这也是目前人们常说的，中国国内的消费上不来，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真正复苏的基础是不稳固的、不扎实的。
    进一步说，中国经济复苏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核心问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又涉及收入分配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等各种结构问题。对目前中国这样一个开放度较高的巨大经济体来说，表现为宏观经济变量间失衡的主要结构问题是什么？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下，这个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收入分配等结构问题是重要的问题，但其本身更多的是作为原因，进一步导致并集中表现在中国“高储蓄、低消费”这一最大的结构问题上。
    那么如何解决“高储蓄、低消费”这一结构问题？过去的半年多来，政府在实行总量刺激政策中，已经关注与兼顾了诸多结构的调整。在扩大投资过程中，注意了向中西部倾斜，向三农投资倾斜，向民生投资倾斜。而且，在扩大投资的同时，也尽可能采取了各种扩大消费的政策。然而要想进一步扩大消费，又受当年财力限制。而且不断扩大投资的同时，“国进民退”的趋势在加重。而从社会资金流量表看，随着投资的不断扩大。企业储蓄率还在不断上升，居民储蓄率在不断下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进一步受阻。
    如何解开这个“结”？也就是说，在继续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护经济复苏的趋势中，如何抓紧解决复苏后“高储蓄、低消费”这一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增长中的结构问题？显然，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收入分配改革、改善民生、支持三农、加强城乡统筹，培育科技创新等，但这一切工作都涉及到“钱”，都需要有新的资金增量。这里就开拓新的消费资金来源方面，谈二个问题。
    一、应进一步扩大国企分红范围，有计划地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持股比例，以增加国家当年财力，大力扶植居民消费。目前，不管是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还是扩大内需中的居民消费水平；不管是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社保水平，还是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直接受制于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状况。今年，财政安排已将出现3%左右的赤字。若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有困难。怎么办？我认为，这时不仅要算当年财政部的财政收入账，更要算国家大账，算国家收入账，算国家资产负债表账。因为与我国政府手中掌握的财力相比，负债累累的美国、日本政府根本不能比。我们政府手中掌握了中央、地方国企及金融企业优良资产有几十万亿。所以要进一步增强国家财力，我们是有余力有空间的。一是除了对中央企业继续认真执行国企资本分红制度，充实中央财政预算外，对各级地方国资企业也可执行国企资本分红制度，以充实地方财力或者减少中央财政的转移支出。而且，分红的比例可以动态执行，酌情提高。二是可以在目前国企持股的上市公司部分股权划拨社保基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上市公司的国资控股母公司以及未涉及上市的一切国有企业，根据国家战略意图，除需要继续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比例之外的，可以有计划、有选择地逐步减少政府的持股比例，向市场竞售。政府减持部分股权后获得的资金，全部纳入财政预算，以用于国家提高居民消费和公共财政能力的统一安排。
    二、加快组织和扩大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提高投资中的民营资本占比。今后，对政府新增投资项目，包括在这一轮中央和地方刺激经济中安排的“四万亿”项目，只要是有盈利回报的项目，除需要贯彻国家战略意图之外的，各级政府应该坚决做到“不与民争利”。鼓励和放宽政策，尽可能吸引私人资金投资工业、市政设施、金融、医疗和教育等领域。政府腾出资金后同样去充实居民消费和公共财政的资金来源。与此相适应，金融的投融资制度一定要跟上。在吸引民间资金方面，社会上已讨论了很长时间。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要加快有关领域的制度改革。应该做到，哪方面有阻力，就坚决改革哪方面的制度。如果中央政府有决心改革，有关部门改革方案迟迟拿不出，中央政府可以同时委托市场机构去研究、出方案，给有关部门施加压力，提高执政效率。
    为什么要提出以上二条措施？为什么在当前扩大投资、刺激经济中，鼓励民间投资跟进？我认为其意义不仅仅是刺激经济的短期意义，更重要的是，这对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中长期意义。
    采取以上两条措施，同样是让国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当今，也有条件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逐步探索解决共同富裕的道路，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地发展。
    在全球危机阴影在中国上空逐步缩小，复苏势头日益趋旺的关键时期，突出抓好扩大国企资本分红减持和鼓励民间投资两大问题，不失时机地解决好复苏前长期未解决的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是中国经济在复苏后确保持续高增长的重要环节。（作者系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夏斌简介

　　夏斌，1951年5月生。1978年至1981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宣传处、干部教育处工作。1985年至1987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至199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1993年2月调入中国证监会，担任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1993年7月至1995年，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1996年至1998年8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8年8月至2002年9月，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2002年9月至今，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主要著作：《中国私募基金研究报告》、《货币供应量已不适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当前中国企业资金确实偏紧》、《金融控股公司在中国》、《对“投资基金法”立法的七项建议》等文章，在决策界、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主要获奖：1990年获中国金融学会首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一等奖(《中国货币供给理论的实证研究》)、二等奖(《中国科技贷款运行机制研究报告》)。同年协助陈元同志、主笔完成国务院委托人民银行总行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九十年代的货币政策》。1991年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首批全国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获中国金融学会第四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二等奖(《正确认识我国的外汇储备问题》)、三等奖(《中国社会游资变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