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体制的某些方面其实是抑制内需的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2009-07-15    孙立平    来源:经济参考报

    我们是在体制和政策的层面上讨论内需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有一个难点:中国现在有关内需的政策和体制可能正好是相反的,换句话说,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扩大内需的,而我们的体制其实是抑制内需的。所以这个政策和体制经常不是一回事。
    我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差距的问题,我们讲了这么多年,你仔细琢磨,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现在这个时代出现内需的问题,当然原因很多,城乡差距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城乡差距好像给人们的感觉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中国严重一点而已,但是中国真不是“一点”而已。我查了一点材料,世界上平均的城乡差距是1.5倍,超过2倍的国家很有限,中国现在比较公认的是6倍,加上社会保障、福利因素等等是6倍,居老大的地位。我就去查老二是谁,老二是多少,查来查去老二是一个非洲国家莫桑比克,这是我前几年查到的。把这几个数放在一起,我们就能琢磨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平均1.5倍,超过2倍的国家很少,老二是3倍,咱们是6倍。能琢磨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在当今的时代,在自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的体制因素介入的话,你就使劲在那儿拉城乡差距,拉到3倍也就差不多了,因为除了中国是6倍之外,世界上最高的也就是3倍,能拉到莫桑比克那儿,就已经是极限了。
    现在的问题是,自然的力量,大体上能够拉到3倍的情况下,中国怎么就出来了6倍?这6倍是哪儿来的?这是我们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超越了自然因素的特殊的办法,把城乡差距拉到了6倍?现在人们在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是说我要找什么什么办法,来个城乡协调发展,实际上我觉得其实没那么复杂,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能够超越了自然的力量所能够形成的城乡差距,把这个东西找出来了,我觉得中国的城乡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出路,也就是说,我们起码可以把它降到能够用自然力量达到的最高水平,把6倍降到3倍,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说的不仅仅是城乡问题,而是这里涉及到中国的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这样的,包括内需的问题。内需的问题为什么会这么突出?我觉得要考虑背后的特殊的体制因素。假如说就自然的情况下,没有这种特殊体制的因素的作用,会不会有这样严重的内需问题。比如说像印度,印度应当说是贫富差距比较大的一个社会了,它有利于形成内需的条件也不怎么样,但是这次危机跟我们一比,人家的内需还真比我们强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内需的问题和城乡差距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由一种超越了自然的力量所能够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体制力量造成,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盯住这样一个东西。
    第二个问题,刚才说了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为什么会这样?用我个人的解释,是一种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这两个东西叠加在一块了。就是说一个国家,像莫桑比克或者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比较大,可能主要是一种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我们国家在改革前,还有像原来苏东的这些国家,城乡差距也比较大,是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造成的。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当中只能同时存在其中的一种,但是现在在中国呢,可以说是这两个东西叠加在一起,我们既是用市场的力量扩大城乡差距,又在用行政的力量扩大城乡差距,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按照道理来说,市场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这两个东西作用一般是反着的,市场力量如果扩大这个东西,行政力量就缩小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背后的非常独特的一种体制的背景。
    正是由于这些体制的背景,就使得我们的一些问题显得既独特又突出,我最近刚到云南和贵州走了一圈,当地很多人要我对地区发展提点建议,其实我根本也提不出什么建议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但我提不出来,那里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就那么点儿地,还在山上挂着,发展什么?
    中国经常在谈论城乡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但是你从国外来说,包括一些发展问题很大的国家,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是很突出的问题,听不见人家成天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显得非常突出,为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机制的问题。我们是把很多事情弄得复杂化了,其实这事情非常简单,我前几天去了贵州、云南和无锡,这是两个极端。可以看成是地区问题也可以看成是城乡问题。为什么地区差距这么大,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突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你那儿好,我到你那儿去就完了,很多国家为什么地区的问题、城乡的问题不这么突出呢?就是在这一点。你说无锡好,我就到你那儿去就完了,你说东部好,我到东部去就好了。但是我们独特的制度作用,把这样的机制给消灭掉了。所以我们要考虑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我们这样一个独特的内需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跟政策和体制的话题有关。我们在扩大内需的问题上,至少讲了十几年了,但是十几年的时间里,内需可以说是启而不动,扩而不大。我们每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更多的是集中在政策的层面上,这时候你就看到,这长远的问题不是没有人关心,但是好像只要跟长远的问题一比,还是那个现实的短期的问题更重要,所以这些话题说来说去,尤其是具体能做的事情上,一定还是会转到短期的问题上来。在这样一个讨论问题的方式背后,可以看到社会总的倾向,就是总是对短期的问题忧心忡忡,而且随时都能找出让你忧心忡忡的理由来,哪年都能找出这样的突出和迫切的问题来。但是,每年都找,每年面对的都是这样的短期的问题,长远的问题、长期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始终提不上日程,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内需的问题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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