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科学发展与转型升级·第二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合作大会———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南京)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专家和社会各界人士4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与会代表就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形势及科学发展与经济转型升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不同于以往，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形势尤其美国的经济结构有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去杠杆化或伴随着去全球化，将迫使中国经济结构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老产业继续下滑启示：老路走不通

    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也发生了一些困难，增长率增幅下滑，但是服务外包却逆势而上，这个成绩是了不起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和十七大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性决定，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执行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在当前危机发生以后，有些地方对产业转型和产业提升存在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老的增长方式比如重化工业就能够把产值带起来。那么我们从各地的情况看，从今年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事实上证明了转型的决策还是正确的，老的产业没有多少提升和转型的产业继续下滑，而有了提升的和转型的，有更高的附加值的产业表现都比较好，甚至是跟大趋势相反，服务外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件事情启发我们，走老路是不行的。
    增长模式转型的主要途径大体上是这么四个：第一个就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第二个，就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第三个就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最大的特点就是知识含量高；第四就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中国的明显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素质好、成本低，我们的比较优势也是发展的，特别是人力这个优势，随着教育、训练的提高，人力比较优势是不断提高的，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才，数量是世界第一，我们还有相当大数量的初级劳动者，但是同时也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技术人员队伍，这个比较优势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从服务外包这个起点来看，一个是服务外包本身要尽可能提升，从接受个别服务的外包，到加入它的生产流程，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把产业提升到新领域去，整个苏南地区的制造业应该是很强的，但是最近几年苏南有一些城市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对研发和品牌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作了提升，比如把研发中心引进来等。在这次抵御金融危机上，就已经明显地发挥了效能。
    即使三、五年以后，我们的服务外包能够做到三、五千亿，那也不过是我们GDP的1%、2%，所以这个潜力很大。最近我们研究了一些产业创新，发现我们政府钱用了不少，但是好像用不到点子上，不但没有起帮助的作用，反倒是阻碍了产业的发展。因此政府要认真研究应该怎样做，全社会共同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危机后世界经济将进入新产业支持的新的长周期

    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影响，可以说是基本见底。但是触底了，有没有反弹？我认为我们可以率先触底，但不可能率先反弹，原因是世界金融危机还存在着不确定因素，还没有触底。但是我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判断，就是如果没有新的问题暴露，世界性的危机今年年底可能会触底，我上个星期和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进行了一些讨论，他们的基本判断是现在美国的经济可能还有不确定因素，但是就看下半年，如果没有新的问题出现，新的银行倒闭等，今年年底可以触底，因此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面，我们需要寻求一个后危机阶段的对策，因为我们的危机总体来讲是短期的，发展是长期的，虽然世界危机还没有见底，但是我国已经基本见底，我们需要抓住回暖前的发展机遇，为新的增长周期打下坚实的基础。 
    抓住经济回暖以前的发展机遇，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下一个增长周期能够支持我们经济长期增长的产业。一般说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基本上是50年一个周期，这个长周期，就涉及类似产业革命的技术革命。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我认为是50年周期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前一个50年，基本上是电子信息时代，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产生，到20世纪产生了互联网，支持了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前一增长周期是以电子信息和网络为代表的新经济，在进入21世纪以后，它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率下降，于是产生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去年的金融危机，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产生在虚拟经济领域，实际上是在原有的经济下降的情况下，美国通过虚拟经济来维持增长，虚拟经济得不到实体经济的最终支持，就爆发了这场危机。危机过后，必然要产生具有新技术革命意义的技术，由此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我认为，世界的科技和经济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长周期，这一个长周期由哪些产业来支持？根据各方面的资料，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空间技术、环保技术的突破，是支持下一个增长周期的产业。这就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产业中心应该围绕哪些重点，美国的奥巴马政府这一次的刺激计划主要用在新能源和基础设施，扶持计划用在汽车业和房地产业，特别强调新能源的研究开发，把它称为绿色产业，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面，我们的结构调整，应该关注现代产业体系的现代性要求。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危机后世界经济有可能进入长期低迷

    这次金融危机在金融部门看来，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去杠杆化”。这个“去杠杆化”还在进行，但是已经发生重大的转变。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去杠杆化”在金融机构看来已经接近尾声了。主要表现是美国已经开始着手资产负债转型，欧洲的金融机构也在这个月开始讨论资产负债转型，开始剥离“有毒资产”，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意味着“去杠杆化”进入了底部；
    第二，一个最大的风险点即中东欧金融形势也趋于稳定，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救援下，金融危机第二波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去杠杆化”趋于稳定。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可预见的衰退。
    2009年全球经济可能是负增长，如果是正增长的话，预计也不会超过1%，前几天，世界银行发出文件说全球的经济增长不会超过2%，从这个趋势来看，预计在今年年底，美国经济可能会触底，明年中期欧洲经济会触底，但是触底后会不会快速反弹？从目前情况来看，这次的金融危机性质可能跟过去的危机不大一样，它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最重要的是全球化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过去的全球经济循环模式，就是美国逆差和负债消费，发展中国家顺差的链条开始中断，全球经济开始进入新的运行模式。一个令人担心的局面，就是“去杠杆化”导致去全球化，另外一个担心就是美国的储蓄率迅速上升，目前已经是6%，按这个势头，预计一定会达到8%以上，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全球大概要丧失6亿到8亿美元的支持，如果这个储蓄率上升到10%的话，就意味着6000亿美元的支持丧失了。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个储蓄率上升是因为金融危机暂时把口袋捂紧了还是长期的行为转变。大概目前美国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5%，失业率接近10%，如果说储蓄率还在持续上升的话，经济还会低迷，从这个情况看，跟过去的周期变化都不大一样，在过去的几个周期都是储蓄率没有明显的变化，而这次是有急剧的变化。这次金融危机也许会导致结构调整，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危机。换言之，世界经济不大再会重现过去几年的高增长，而是进入一个长期的低迷状态。
    如果美国的市场是在进一步萎缩的话，意味着中国出口形势严峻。过去我们说外向型经济不可持续，那么现在则是不可维持。可以说，中国过去的大进大出的经济不会再出现。美国现在进口增长率每年是9%，现在会下降2%至3%，这意味着中国相应的出口增长率将由过去的22%下降到10%-12%。中国投资增长率将由过去的25%下降到10%-15%。因此，中国已开始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不再会出现两位数的增长，结构转变已是不得不做的事。在这个过程中，产业结构向服务业方向的转变，向服务外包方式的努力等等，都是特别值得关注和鼓励的。
    亚洲经济和欧美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就是亚洲经济基本上以制造业为主，而欧美经济是以服务业和虚拟经济为主，另一个就是亚洲经济高储蓄，而欧美的经济都是负储蓄，这就构成新的一些增长条件，以制造业为基础，意味着亚洲经济的泡沫化程度比较低。特别是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仍有经济增长的空间。高储蓄率意味着国家、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都比较健康，不会出现“去杠杆化”现象，那么我们能不能“再杠杆化”，如果能再杠杆化，经济将出现现实的增长。中国的银行存贷率比较高，达65%。近日，中国家庭资产和个人负债表有所启动，特别是进入二季度后，有迹象表明家庭资产负债率在加快，这和房贷增加有关。所以从周期上来讲，中国经济有可能率先从低谷里反弹。
    再杠杆化引起的主要结果，一个是现在膨胀力在加大，特别是资产价格上涨；第二是过剩产能加大，潜在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第三，就是结构进一步扭曲。在经济日趋好转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晓西：各地政府要用好中央给的政策

    在国内的20个竞争服务外包的城市中，南京是处于前列的，而且南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做得也是相当不错的。
    在金融危机中，好多单子都跑到中国来了，中国的成本低一些。服务外包这个行业有很多机会，那么我们就要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我去美国时发现，得克萨斯州不是美国最穷的州，但是得到的美国资金支持却是最多的，为什么？因为申报工作做得好，美国资金支持的条件，一个是穷，第二个是把钱花得最好，他们专门有一批人搞填表培训和填表指导。我们也一样，中央给的这些政策也需要我们很好地学习，认真地填报，国务院办公厅批示里面，提到了要在20个城市中给一些企业减免企业15%税收，这方面我看南京做了很多工作，2008年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以后，帮助企业用好上面的相关政策，使一些企业享受到了国家的支持资金。
    在印度，有些大的服务外包公司，大到三至五万人。一大批中小企业固然非常重要，但若干个航空母舰级企业也是需要的，我们和印度现在竞争就不太容易，2008年印度在服务外包上占了GDP的60%左右。现在南京有些企业正在成长，怎么样支持他们做大做强，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中国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汤敏：发展服务外包要走与印度不同的路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们参观了两个哈佛大学旁边的生物制药企业，这两个制药企业年产值都是在40亿美元左右，在美国的生物制造业都是排前几名的，但目前受金融危机冲击非常大。美国的生物制药企业，大概有60%左右在一年内资金链就要断裂，这些企业现在都在纷纷把它的前端或者后端分包出去。前面这两个企业在中国现在都有分公司，把前期的研究包括临床，都慢慢转移到中国来减少成本。
    这些高科技企业因为受到资金链的压力，价格非常便宜，用很低的价格就可以把它买来，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些结论，发展服务外包，我们能不能走出一条跟印度不同的道路？我们不需要按照印度的发展方式从低端到高端，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巨变，这里会有很多新的机会。同样在服务外包里，我们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产业转型软环境比硬环境更重要

    服务外包转移跟制造业的转移一样，是有国际规律的，其实十年前，国际的外包业已经在中国大规模开始了，像IBM，像甲骨文，当时中国的所有银行业的信息系统和金融服务这一块，统统被外国公司包走了。中国在上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承接了制造业，变成了一个制造业的中心，那么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可能要承接这个服务外包业了，这既是顺应国际产业发展的规律，也是中国自己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变化。全球IT的服务外包规模在2006到2009年之间，平均增长超过了6%；2009年IT的市场规模将达到4322亿美元，我们能在此占多大的份额？南京是几千万美金，规模还是很小的。我们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这里我想提几个具体的问题。首先我们的硬环境是能够上去的，但是软环境可能会阻碍发展，知识产权的问题，弄不好会非常阻碍发展，因为外包中IT是占主要的成分，IT行业很多技术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公司的核心技术，所以对方会非常在意，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法律规范。第二个，公司治理也很重要。一个合格的投资者到中国来，把业务交给中国的公司，为了控制风险，他非常在意你的公司治理的结构和整个架构，他要做净资产调查，对你的资质、规范、合规合法等指标都要进行反复调查。这对我们也是好事情，有利于推动我们的完善和发展。另外一个，要培养我们自己的中介机构，使我们的服务外包成为一个产业链，利用我们自己的中介机构来连接承包方和接包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结构调整越早抵御危机能力越强

    这次的危机，对我们的金融体系影响不大，但是对我们的实体经济影响非常大，这一次的危机对长三角、珠三角，特别是珠三角，是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伤得最厉害的。有一个深刻的原因，除了体制、机制、政策等原因外，与我们的结构调整比较迟缓有关。我们看到，深圳也好，江苏的连云港也好，抵抗力还是比较强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企业，内部结构调整比较早，我最近到连云港市去看了一下，有一些企业表现很好，因为它在危机之前和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注意了结构调整，比如说研发的投入，对新产品的研制等，在此次危机中表现了良好的抗风险能力。
    危机还没过去，我们要为后危机和危机后谋划，而且恐怕不是一个短周期的谋划，是一个中长期的谋划，中国改革已经走过30年，我们要谋划今后的30年中国经济的路径和增长模式。
    现在我们发展服务业，包括发展服务外包业有条件了，现在谈这个问题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更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旧的增长模式确实已经达到边界，接近极限了。第二个条件是，现在我们的服务外包企业还是有一定的规模。我看了一个材料，到2008年我们有3202家服务外包企业，从业人员有527万人，数字虽然简单，但是它确实是在加快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积累了经验，熟悉了国际的运行规则，也形成了一定的网络，这是难得的。我们现在人力资本的量的扩张非常快，我们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是600万，在校生是2000多万，可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人力资源。
    关于加快服务外包业的步伐，我认为，第一个要放松管制。美国的经济制度，是在法制条件下有更多的自由空间，我们的限制还是蛮多的，这会使企业的创新打折扣。所以，制度创新是很重要的。美国的信息业快速发展，和它市场的放开是很有关系的。我们要拓宽服务外包发展渠道，就要有多元化的思考。同时我们要改善政府对服务外包的公共服务，提供足够、良好、便利、有效的程序和服务，包括提供相应的信息平台。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服务外包发展需要税收政策支持

    我们的服务外包，发展比商品发展出口慢，我觉得至少要慢二十年，原因有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税收政策上的不合理。
    我们的商品出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实行出口退税，这是我国商品出口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服务外包实际是服务出口，而服务出口没有实行退税政策，就像我们20世纪80年代初期商品出口不给退税是一个道理，服务业实行营业税，只有人出口了才免税，人在境内，提供的劳务出口了，照征税。这很不合理，也不符合世界各国税制规则。至今为止，我们只有一件是免税了，翻译，在境内从事外文的翻译出口到国外去了可以免税。免税和出口退税，在政策上还是两个概念，免税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后一道环节的营业税不征了，退税是把你以前的各项税收统统给退干净，是没有税收的。因此，服务外包需要各种政策环境，但是有一个环境非常重要，就是退税。离开它，服务外包是很难发展快的。

    [背景链接]南京服务外包业发展迅速

    据南京市市委副书记陈绍泽介绍，南京是个科教人才大市，拥有各类高校61所，各类科技人才有40多万人，先后获得了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称号。近年来，南京的服务外包产业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形成了软件研发、动漫制作，医药研发、工业设计四大特色优势，2008年，实现服务外包合同额8亿美元，服务外包执行额5.1亿美元，占全国的总量的10.8%，在服务外包20个示范城市中，合同额排在全国第三位，第一是上海，第二是无锡，第三是北京和南京。南京已经成为中国服务外包的重要产地，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南京服务转型升级的成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