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养老保障，该多少钱？支持农民养老，该谁拿钱？
　　本报记者广泛调查的结果是，从农民个人来讲，一个月不到70元可保基本生活。但该谁来给农民提供这看似很少，实则总数庞大的养老资金？就有些复杂了。

　　每月70元就可满足农民基本养老

　　到底要维持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能保证农民日常的基本生活？
　　“结合浙江大学社会保障政策仿真与人口数据挖掘课题组多年来在北京、福建、浙江、天津、山西、安徽、山东、宁夏等地区的调研数据，我们认为6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待遇领取标准应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130%或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0%至30%是最适宜的，应该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米红说。
　　据了解，2007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块钱。也就是说，如果按照20%的最低水平，农民一年需要828元，一个月不到70元钱就可以保证其基本的生活。
　　山东莱芜的实践也证明这是可行的。山东省莱芜市公家庄村的贾培英老太今年82岁了，有两个儿子，他们每年只供她一两百斤粮食，此外没有任何零用钱可言。去年，贾培英老太参加了莱芜市的新农保。“共产党每个月都给我发红包包！以前我光吃馍喝水，现在，我自己买点油盐酱醋，一两斤鸡蛋完全没有问题。过年过节还能给孙子点压岁钱！我很高兴，很知足！”一说起新农保，老人家竟然感激地唱起“共产党好”这支老歌来。
　　“农村生活水平低，农民们又很淳朴，对福利他们并没有企求更高、更多，或是与国际接轨，只求保基本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当初制定政策的思路就是低水平、广覆盖。”莱芜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办公室梁升介绍道，“农民只需一次性交360元至720元钱就可以参保，截至今年10月底，参保率已达84.25%。当然，初期领取标准也低，去年30元每人每月，今年涨到40元，明年市里准备再涨到50元。”

　　中央财政缺位导致目前各地养老模式“碎片化”

　　农村社会保障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农村养老保障改革呈现“碎片化”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缺乏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在当前我国扩大内需政策的背景下，基层及相关专家建议各级财政应合力加大在农村养老保险上的投入，真正为农民建立起具备保障作用的养老保险制度。
　　2003年开始，全国一些地方开始了“新农保”的尝试。
　　“试点的结果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没有政府财政的持续投入是不行的。”安徽省六安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平说。2004年，六安市霍山县、霍邱县作为全国首批新农保试点的8个县市区之一。几年来，这两个经济欠发达的县持续为试点投入了上百万元资金。
　　自此之后，各地的“新农保”试点陆续登场，从早期的山东烟台、北京大兴、广东东莞，再到后来广州、苏州、嘉兴等地全国开花，虽然模式繁多、千差万别，但不变的却是各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
　　据了解，2008年，北京市、区两级财政将投入资金16亿元左右以保证新农保和老年保障计划的实施；2008年，广州市、区两级财政将拿出36亿元的资金支持农民参保；2008年，莱芜市对新农保的补贴突破4000万元；如果未来郑州市16至60岁居民参保率达到20%，60岁以上人员参保率达到50%，那么其市、县财政一年将至少拿出4个亿来进行补贴。
　　对于这笔不菲支出的可持续性，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认为，并没有给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总体来讲，我市包括养老保障补贴在内的社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0%左右，尽管比全国的比重要高一些，但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左右的水平，并没有给财政造成很大的负担，财政补贴也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对此，很多专家指出，上述这些试点县、市、区，大多经济发展较为发达。“要是财政上捉襟见肘，那首要的心思肯定不会放在这上面。”山东省莱芜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梁升坦白地说。
　　但是，全国还有更多的地区没有试点，主要就是因为一个字：“穷”！梅州市是广东省一座偏远的山区城市，去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802元，市财政收入为23亿元。
　　“几个亿的启动资金我们肯定拿不出来的，有再好的制度也难以效仿。”梅州市梅县社保局某官员坦诚道，要彻底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确实应该设立专门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对于本身财政比较穷的市县来说，财政的压力会很大。
　　“近年来，中央财政每年对养老保险的补助都达到数百亿元，但对中国9亿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目前中央财政并没有投入。”六安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平对记者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如果要实行新农保，地方财政压力将相当大。

　　中央财政能够也应该支持

　　“全国性试点能否成功，关键仍然是钱的问题！”庹国柱表示，虽然目前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高福利水平的新农保体系，但是，中央政府财政一定要支持，哪怕是给予相对较低的保障。
　　“全国9亿农民，如果中央财政一年拿出5000多亿元，就可以按每人每月50元的标准建立普惠式社会养老金，这不但体现了公共财政的公平性，也能保证那些最需要保障的农民不会游离在体系之外，这是国家能够而且应该做到的。此外，各地财政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进行相应的补贴。”庹国柱表示，这将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据统计，目前占我国总人口30%多的城镇居民占用了全部社会保障费的89%，而占总人口60%多的农民只享有全部社会保障费的11%。“长期以来，对农村社会养老，国家应承担的责任没有完全承担起来，相当一部分由地方政府代劳；国家本应统一的制度没有完全统起来，相当程度上已形成大小碎片，各唱各调，严重影响了全国大市场的形成。”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褚福灵表示。
　　“是时候国家要体现自己的责任了，光靠地方财政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的！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性。”庹国柱说。

　　新农保有利于扩大内需

　　刚刚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就农村建设问题又进一步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农村社会保险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物品，其支出应属于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因而其资金的主要来源应为各级政府。
　　“从表面上看，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对政府来说是一种财政支出，是一种负担；但在本质上，它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制度，从长远来看，一旦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建立并有效运行，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从宏观上来说，农村社会保障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而且，长期以来，农业为国家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在目前农业经济处于相对困难的情况下，国家采取‘少取、多予’的分配方式也在情理之中。”庹国柱说。
　　与此同时，当前的形势也给了我国一个建立新农保的机会，褚福灵认为，当前的金融风暴以及今年上半年经济滑坡等迹象向人们昭示，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成为稳定和扩大内需的一个信心保障制度，成为今后十几年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
　　“这将促使国民经济从充满风险的出口依赖型向持续稳定的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化！尤其是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情形下，适时强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完全可能将这场国际危机转化为国家调整经济增长战略并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健康、持续发展的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