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里的稻子翻滚着黄澄澄的波浪，村里惟一的一条水泥马路上不时有汽车来往穿梭。严宏昌比以往更忙了，作为30年前“大包干”的18个带头人之一，他不时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前来参观、调研、考察的各色人群，还要不时地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各类媒体记者的采访。
　　“小岗现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今年60岁的严宏昌颇为深沉地说：“我们最担心土地问题，害怕借着流转的名义归大堆。”而他的儿子严余山最关心的是小岗如何致富的问题。这个在外面打工办厂闯荡了十几年的小岗新一代说：“必须发展二三产业才能致富。”

　　土地流转：有突破，有担心，路还长

　　小岗村的第一次土地流转发生在2001年，用于建葡萄园。先富裕起来的张家港市长江村为了帮助小岗村，计划在小岗建设一个工业园，后来由于地处偏僻和基础太差而未得实施，于是就改种葡萄，目的是给小岗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示范。
　　长江村投资150万元，派专业人员辅导，建成占地79.5亩的葡萄园，一切都是无偿的。需要的就是租小岗农民的地，每亩500元。消息传出后，上门者络绎不绝，一晚上就谈妥了，本村16户，邻村3户。时任村支部书记的严德友说：“那天半夜仍有人来敲我的门，要求转租。”
　　2003年，小岗村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流转，上海三农公司租用214亩地建了一个养猪场。后来，饲养的大明贡猪在本地没有价格优势，拉到上海销售成本又过高，到2007年效益不好便停止了。现在留下179亩地养猪，并种花卉苗木，办农家乐。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兼小岗村党委书记史学亮说，当时上海三农公司从农民手里租地，每亩一次性租金4000元，承包期即为租用期。
　　2006年，小岗村进行了第三次土地流转，安徽科技学院的大学生在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到小岗创业，建起了双孢菇生产大棚，并带动了一些农民种蘑菇，179个大棚共占小岗及两个邻村150亩地，其中小岗村占地约100亩。
　　此外，小岗村农民养殖小龙虾自发流转土地20亩。
　　现在外界盛行的说法是“小岗村流转土地600亩”，但经过本报记者与史学亮、严德友等人掐着指头算，按原小岗村的口径即共计流转378.5亩，占原小岗村总耕地1800亩的约21%。
　　2006年，小岗村开始尝试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集中流转，配合上海一家企业建设养殖基地，对此部分媒体认为小岗村是重回大集体。一时舆论纷纷，引起各方关注，村民们也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泗县的熟人打电话问我，你们小岗村是不是又回大集体了？人心慌慌的！”严宏昌回忆说。在内外双压下，小岗村这一次大规模土地流转终止了。
　　小岗村地处江淮分水岭，都是丘陵地，土地高低不平，落差三米；地块小，20亩地分成三四十个地块，最小一块地只有2分，户均土地30块左右；基本靠天吃饭，三天不下雨就干旱。近几年虽然进行了土地整理，但土地基础条件总体很差。土地一直是分散经营。
　　“我们自己不能动地。”安徽省委下派干部、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说：“现在的做法是把水、电、路配套搞好，请龙头企业来租用农民的地。”他认为，村里99%的农户愿意拿出土地流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企业来租，主要原因是基础太差。“不流转合作也行，几十户连片种植。500亩范围的几十户农民要合作，成立一个合作社，要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这样能减少成本，提高效益。分散种的小麦比大面积种的小麦价格上少一毛钱。”他强调：“合作就是一种统，统不等于过去的集体经营。”
　　“小岗进行的流转是土地制度上的第二次创新。”凤阳县县长范迪军说：“流转肯定不是私有化，但也不是过去那样收归集体。”他一再强调，现在进行的流转是土地合作，是在坚持农民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下进行的。这位拥有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营学博士后头衔的学者型官员侃侃而谈：如果说，30年前的大包干是因为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那么现在的流转就是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关系组织成生产合作社，进行现代农业所需要的规模生产，达到规模效益，这样才是走市场经济的路。
　　“对流转，我还是有些担心。”在村委主任的办公室，严宏昌当着另一个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的面对记者说：“这土地，转手三四道后，就说不清是谁的了！想要回来，打官司都打不赢。流转，听起来是流出去转出去，还是用租赁这个说法好。”
　　范迪军理解农民的担心，“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很谨慎，政府担心引发矛盾。谁来流转，流转以后会不会造成土地流失，会不会演变产生大量的流民、难民，这些都需要在政策、制度上明确。”他说：“流转还容易引发各种矛盾，这还需要法律的保证。”
　　“现在大部分是镇村政府主导的流转，有的是企业去农村找流转。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未出现。”范迪军坦言。
　　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曾多年担任滁州市(地)委书记的陆子修说：“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规模经营：有成功，有失败，是趋势

　　38岁的严德友刚刚从南京销售完最后一批葡萄回来，“今年行情好，葡萄出园价每斤四块钱。”2002年底，张家港长江村要把葡萄园交给小岗人，在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无人承包的情况下，当时在外乡工作的严德友回到本村开始承包，去年葡萄园扩大到200亩。大部分地都是附近村子的，今年初，这些村子也并入了小岗村。
　　已经下架的葡萄园有些冷清萧条，偌大的葡萄园边上有一栋单门独户的小楼，这就是严德友的家，门前停着自己驾驶的小轿车。他说：“除了第一年亏损6万元之外，其他年份都是赚钱，80亩老园每年纯收入20来万元，新园3年后才有收益。正常年景每亩纯收入4000元，是种粮的10倍。”
　　高收益吸引了全村106户农民散种葡萄368亩。葡萄种植一路顺利，是小岗村最成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
　　蘑菇就没有葡萄那么幸运了。首批来创业的大学生苗娟站在她承包的大棚前介绍，当年市场行情好，一个棚一年约可赚6000元，这也引发了一些村民的效仿。2008年小岗村双孢菇大棚已发展到159个，50个是学生棚，其他是当地农民的。
　　苗娟说，双孢菇种植的风险很大，今年由于出口受影响，双孢菇价格大幅下降，加上市场上恶性竞争，龙头公司故意压价、欠款，小岗的双孢菇收益下降，多数人在亏损。
　　养猪更是不乐观。当初，上海三农公司给小岗村送来了100多头母猪，并带动了40多户农民养猪，但现在这个养猪场只有14亩地，饲养300余头猪。“现在效益不好。”史学亮说。
　　如今，种粮收益太低。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给记者算过一笔账：现在复合肥180元一袋，尿素140元一袋，换算下来，一亩麦子要施60斤复合肥，价108元；尿素50斤，价70元；农药15元；种子50元；农机耕地和收割不考虑涨价因素，至少要90元，这样合计333元。按正常年景，小岗平均亩产只有500斤，以新的国家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72元计算，亩收入只有360元，如果遇上病虫害，多打点农药就亏损。
　　再如水稻，底肥(复合肥100斤，180元；尿素20斤，28元)，追肥：尿素25斤，35元；种子40元；农药60元；农机耕地和收割90元，共计433元。小岗水稻平均亩产800斤，按国家最新的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79元计算，亩收入632元。如果加上电力排灌水的费用，农民依然有可能亏本。
　　当然，这是按照一家一户作业计算的成本和收益，如果种植规模大、投入的劳动力少，种粮成本才能降低、收益才能增加。“农业必须走产业化、集约化道路。”凤阳县委书记马占文说。

　　工业致富：艰难求索 仍在起步

　　小岗钢构厂坐落在村头公路一旁，1000多平方米的车间里零零散散地堆放着一些彩钢瓦和夹心板原料。车间里只有一个看门的老汉，他告诉记者：“凤阳县城的人2007年来投资的，一般按订单生产，平时都用小岗村的人，最多时要用10来个人。不过现在停产了，但只要生产就能赚钱。”
　　2006年，小岗村投资入股建设一家面粉厂，县城一个私营企业主投资2000多万元，小岗村未拿现金，他们以小岗村的商标、帮助办贷款、协助办理占用土地手续等为代价折成100万元股金，投产后村里每年将得到收入10万元。但这个名叫小岗面粉厂的企业至今未建成，也不在小岗村，而是坐落在小岗村所在的镇上。
　　大包干之后，曾担任过村书记和主任的严宏昌，一直尝试兴办企业。1984年，严宏昌筹资5万元，尝试塑料袋半成品加工，干了3个月，就有人告到上面，说他搞“资本主义”。不久，乡镇来人把电线剪了。9年之后，严宏昌再次筹资办起了工艺被、食用菌和米面加工3个企业。经营开始走上正轨，就遭到镇村干部的阻挠。压力之下，第二年他忍痛把企业交给了镇里。
　　2001年，严余山用打工积累的钱回到小岗办了一个防伪瓶盖厂，企业红火不到半年，就被人不明不白地炸了，案件至今没有结果。
　　今年36岁的严余山称自己是小岗村最早出去的打工族，20岁出去打工，现在上海和人合伙办科技公司。他坚定地认为，21世纪单靠种地是发不了财的，但单纯从工业入手对小岗来说也不现实，要在农业做扎实的基础上发展工业。他说：“小岗一直在蓄势待发，却一直未发。”
　　早在2006年，严余山就在小岗注册成立了一家生产节能电器的公司，想把上海公司的订单放到小岗来生产，但一直未投产。“主要是没有生产场地，需要15亩地，买地违法不可能，租地时间长了农民不干，农民怕冒风险，不愿出租，此外还涉及农业用地改变用途需要办理手续的问题。”现在他只能等工业区的规划批下来，但对此他并不抱太大希望。“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凤阳城边建工厂。”坐在一旁的严宏昌说：“农村应该拿出一定比例的地，比如10%，来办二三产业，要不然只能永远做农业，永远受穷。”他的观点得到了身边的也是当年大包干带头之一的关友江的赞同。
　　小岗村现在自己规划了一个工业区，计划占地200亩，但目前还没有申报。

　　新三十年：解放思想没有止境

　　2007年，小岗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了6000元，远高于全国4140元的水平。
　　但外界不少人认为，那是政府大力扶持的结果。沈浩为此解释：“近5年来，国家各部门总共给小岗村的投入有八九百万元，主要用于建设路、水、电和农户家里的下水道、外面的围墙，还包括村里的办公场所等。”
　　“县里没有刻意把小岗硬往上扶。”县委书记马占文说：“把一个小岗村扶得富富的不难，但那样做是形式主义，对其他村不公平，也违背了当初小岗村大包干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坐在村书记办公室里不停地抽着烟的严宏昌感慨：“群众最满意的是大包干解决了温饱，最不满意的是经济没有发展上来。”
　　“当年小岗村的成绩主要源于解放思想、制度创新。但多年来进步较慢，原因在于群众小富即安的思想。温饱解决后，思想、制度上的创新不够。”沈浩说。
　　今年67岁的严俊昌承认：“小岗村离县城30公里，环境闭塞，过去太穷，这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都有影响。”
　　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小岗人发财致富的愿望其实很强烈，但直面市场的本钱少、本领小、环境条件差，普遍不敢冒险。
　　一位知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曾对小岗村作过深入调研，他说：“这一派当权者干事，另一派说不好。另一派当权者干事，这一派说不好。小岗村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的派性斗争，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立坤至今不能理解：分田到户后，小岗村很长时间没有一次党员会或村民大会能从头开到尾，各家为自己的利益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
　　据了解，因为改革“功臣”们互不服气，难成合力，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当年大包干的18户人家大都轮流当过村组干部。
　　县有关领导向记者介绍，小岗村内耗太多，宗族势力太强，影响了发展。当年大包干的两位生产队负责人，至今还在争论当时谁是“一把手”(生产队长)。
　　为此，县里派了几批干部在小岗村担任书记。“这些人来了就是镀金，出发点就有问题，干一两年就走了。这些人把小岗说得一无是处，给上面领导汇报假情况。”曾当过小岗村书记的严俊昌提起上面下派干部的事情绪十分激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面派支书，连续派了四任村支书。班子流动性太大，村支书换了七八次。”见过世面、颇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严俊昌认为：“关键在领导，没有稳定的班子就没有稳定的发展。要有一个稳定的村支书。”
　　2006年底，小岗村又一次摁下手印，这一次是全体村民向省委提出要把任期已满的沈浩留下来。范迪军认为，沈浩的观念和做法与农民之间有相同、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少不同甚至矛盾的地方，在与沈浩的磨合碰撞中，小岗村人变文明了、开放了。
　　一位经济学家说：小岗村的条件和环境决定，小岗村现在的发展状况才是正常的，很富反而是不正常的。
　　“小岗村的现状就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缩影。”陆子修说。
　　范迪军认为，小岗村现在尝试的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这恰恰是广大的中国村庄可以复制的，小岗的典型性正在于此。
　　今年3月，在上级主导下，小岗村合并了附近的两个行政村，总人口由过去的470人增加到4800人，土地由1800亩增加到近万亩。小岗要在各种资源的整合中加快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