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探行在新的十字路口
    2008-10-10    本报记者:李仁虎 刘璐璐    来源:经济参考报

  田野里的稻子翻滚着黄澄澄的波浪,村里惟一的一条水泥马路上不时有汽车来往穿梭。严宏昌比以往更忙了,作为30年前“大包干”的18个带头人之一,他不时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前来参观、调研、考察的各色人群,还要不时地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各类媒体记者的采访。
  “小岗现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今年60岁的严宏昌颇为深沉地说:“我们最担心土地问题,害怕借着流转的名义归大堆。”而他的儿子严余山最关心的是小岗如何致富的问题。这个在外面打工办厂闯荡了十几年的小岗新一代说:“必须发展二三产业才能致富。”

  土地流转:有突破,有担心,路还长

  小岗村的第一次土地流转发生在2001年,用于建葡萄园。先富裕起来的张家港市长江村为了帮助小岗村,计划在小岗建设一个工业园,后来由于地处偏僻和基础太差而未得实施,于是就改种葡萄,目的是给小岗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示范。
  长江村投资150万元,派专业人员辅导,建成占地79.5亩的葡萄园,一切都是无偿的。需要的就是租小岗农民的地,每亩500元。消息传出后,上门者络绎不绝,一晚上就谈妥了,本村16户,邻村3户。时任村支部书记的严德友说:“那天半夜仍有人来敲我的门,要求转租。”
  2003年,小岗村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流转,上海三农公司租用214亩地建了一个养猪场。后来,饲养的大明贡猪在本地没有价格优势,拉到上海销售成本又过高,到2007年效益不好便停止了。现在留下179亩地养猪,并种花卉苗木,办农家乐。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兼小岗村党委书记史学亮说,当时上海三农公司从农民手里租地,每亩一次性租金4000元,承包期即为租用期。
  2006年,小岗村进行了第三次土地流转,安徽科技学院的大学生在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到小岗创业,建起了双孢菇生产大棚,并带动了一些农民种蘑菇,179个大棚共占小岗及两个邻村150亩地,其中小岗村占地约100亩。
  此外,小岗村农民养殖小龙虾自发流转土地20亩。
  现在外界盛行的说法是“小岗村流转土地600亩”,但经过本报记者与史学亮、严德友等人掐着指头算,按原小岗村的口径即共计流转378.5亩,占原小岗村总耕地1800亩的约21%。
  2006年,小岗村开始尝试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集中流转,配合上海一家企业建设养殖基地,对此部分媒体认为小岗村是重回大集体。一时舆论纷纷,引起各方关注,村民们也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泗县的熟人打电话问我,你们小岗村是不是又回大集体了?人心慌慌的!”严宏昌回忆说。在内外双压下,小岗村这一次大规模土地流转终止了。
  小岗村地处江淮分水岭,都是丘陵地,土地高低不平,落差三米;地块小,20亩地分成三四十个地块,最小一块地只有2分,户均土地30块左右;基本靠天吃饭,三天不下雨就干旱。近几年虽然进行了土地整理,但土地基础条件总体很差。土地一直是分散经营。
  “我们自己不能动地。”安徽省委下派干部、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说:“现在的做法是把水、电、路配套搞好,请龙头企业来租用农民的地。”他认为,村里99%的农户愿意拿出土地流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企业来租,主要原因是基础太差。“不流转合作也行,几十户连片种植。500亩范围的几十户农民要合作,成立一个合作社,要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这样能减少成本,提高效益。分散种的小麦比大面积种的小麦价格上少一毛钱。”他强调:“合作就是一种统,统不等于过去的集体经营。”
  “小岗进行的流转是土地制度上的第二次创新。”凤阳县县长范迪军说:“流转肯定不是私有化,但也不是过去那样收归集体。”他一再强调,现在进行的流转是土地合作,是在坚持农民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下进行的。这位拥有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营学博士后头衔的学者型官员侃侃而谈:如果说,30年前的大包干是因为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那么现在的流转就是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关系组织成生产合作社,进行现代农业所需要的规模生产,达到规模效益,这样才是走市场经济的路。
  “对流转,我还是有些担心。”在村委主任的办公室,严宏昌当着另一个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的面对记者说:“这土地,转手三四道后,就说不清是谁的了!想要回来,打官司都打不赢。流转,听起来是流出去转出去,还是用租赁这个说法好。”
  范迪军理解农民的担心,“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很谨慎,政府担心引发矛盾。谁来流转,流转以后会不会造成土地流失,会不会演变产生大量的流民、难民,这些都需要在政策、制度上明确。”他说:“流转还容易引发各种矛盾,这还需要法律的保证。”
  “现在大部分是镇村政府主导的流转,有的是企业去农村找流转。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未出现。”范迪军坦言。
  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曾多年担任滁州市(地)委书记的陆子修说:“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规模经营:有成功,有失败,是趋势

  38岁的严德友刚刚从南京销售完最后一批葡萄回来,“今年行情好,葡萄出园价每斤四块钱。”2002年底,张家港长江村要把葡萄园交给小岗人,在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无人承包的情况下,当时在外乡工作的严德友回到本村开始承包,去年葡萄园扩大到200亩。大部分地都是附近村子的,今年初,这些村子也并入了小岗村。
  已经下架的葡萄园有些冷清萧条,偌大的葡萄园边上有一栋单门独户的小楼,这就是严德友的家,门前停着自己驾驶的小轿车。他说:“除了第一年亏损6万元之外,其他年份都是赚钱,80亩老园每年纯收入20来万元,新园3年后才有收益。正常年景每亩纯收入4000元,是种粮的10倍。”
  高收益吸引了全村106户农民散种葡萄368亩。葡萄种植一路顺利,是小岗村最成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
  蘑菇就没有葡萄那么幸运了。首批来创业的大学生苗娟站在她承包的大棚前介绍,当年市场行情好,一个棚一年约可赚6000元,这也引发了一些村民的效仿。2008年小岗村双孢菇大棚已发展到159个,50个是学生棚,其他是当地农民的。
  苗娟说,双孢菇种植的风险很大,今年由于出口受影响,双孢菇价格大幅下降,加上市场上恶性竞争,龙头公司故意压价、欠款,小岗的双孢菇收益下降,多数人在亏损。
  养猪更是不乐观。当初,上海三农公司给小岗村送来了100多头母猪,并带动了40多户农民养猪,但现在这个养猪场只有14亩地,饲养300余头猪。“现在效益不好。”史学亮说。
  如今,种粮收益太低。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给记者算过一笔账:现在复合肥180元一袋,尿素140元一袋,换算下来,一亩麦子要施60斤复合肥,价108元;尿素50斤,价70元;农药15元;种子50元;农机耕地和收割不考虑涨价因素,至少要90元,这样合计333元。按正常年景,小岗平均亩产只有500斤,以新的国家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72元计算,亩收入只有360元,如果遇上病虫害,多打点农药就亏损。
  再如水稻,底肥(复合肥100斤,180元;尿素20斤,28元),追肥:尿素25斤,35元;种子40元;农药60元;农机耕地和收割90元,共计433元。小岗水稻平均亩产800斤,按国家最新的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79元计算,亩收入632元。如果加上电力排灌水的费用,农民依然有可能亏本。
  当然,这是按照一家一户作业计算的成本和收益,如果种植规模大、投入的劳动力少,种粮成本才能降低、收益才能增加。“农业必须走产业化、集约化道路。”凤阳县委书记马占文说。

  工业致富:艰难求索 仍在起步

  小岗钢构厂坐落在村头公路一旁,1000多平方米的车间里零零散散地堆放着一些彩钢瓦和夹心板原料。车间里只有一个看门的老汉,他告诉记者:“凤阳县城的人2007年来投资的,一般按订单生产,平时都用小岗村的人,最多时要用10来个人。不过现在停产了,但只要生产就能赚钱。”
  2006年,小岗村投资入股建设一家面粉厂,县城一个私营企业主投资2000多万元,小岗村未拿现金,他们以小岗村的商标、帮助办贷款、协助办理占用土地手续等为代价折成100万元股金,投产后村里每年将得到收入10万元。但这个名叫小岗面粉厂的企业至今未建成,也不在小岗村,而是坐落在小岗村所在的镇上。
  大包干之后,曾担任过村书记和主任的严宏昌,一直尝试兴办企业。1984年,严宏昌筹资5万元,尝试塑料袋半成品加工,干了3个月,就有人告到上面,说他搞“资本主义”。不久,乡镇来人把电线剪了。9年之后,严宏昌再次筹资办起了工艺被、食用菌和米面加工3个企业。经营开始走上正轨,就遭到镇村干部的阻挠。压力之下,第二年他忍痛把企业交给了镇里。
  2001年,严余山用打工积累的钱回到小岗办了一个防伪瓶盖厂,企业红火不到半年,就被人不明不白地炸了,案件至今没有结果。
  今年36岁的严余山称自己是小岗村最早出去的打工族,20岁出去打工,现在上海和人合伙办科技公司。他坚定地认为,21世纪单靠种地是发不了财的,但单纯从工业入手对小岗来说也不现实,要在农业做扎实的基础上发展工业。他说:“小岗一直在蓄势待发,却一直未发。”
  早在2006年,严余山就在小岗注册成立了一家生产节能电器的公司,想把上海公司的订单放到小岗来生产,但一直未投产。“主要是没有生产场地,需要15亩地,买地违法不可能,租地时间长了农民不干,农民怕冒风险,不愿出租,此外还涉及农业用地改变用途需要办理手续的问题。”现在他只能等工业区的规划批下来,但对此他并不抱太大希望。“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凤阳城边建工厂。”坐在一旁的严宏昌说:“农村应该拿出一定比例的地,比如10%,来办二三产业,要不然只能永远做农业,永远受穷。”他的观点得到了身边的也是当年大包干带头之一的关友江的赞同。
  小岗村现在自己规划了一个工业区,计划占地200亩,但目前还没有申报。

  新三十年:解放思想没有止境

  2007年,小岗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了6000元,远高于全国4140元的水平。
  但外界不少人认为,那是政府大力扶持的结果。沈浩为此解释:“近5年来,国家各部门总共给小岗村的投入有八九百万元,主要用于建设路、水、电和农户家里的下水道、外面的围墙,还包括村里的办公场所等。”
  “县里没有刻意把小岗硬往上扶。”县委书记马占文说:“把一个小岗村扶得富富的不难,但那样做是形式主义,对其他村不公平,也违背了当初小岗村大包干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坐在村书记办公室里不停地抽着烟的严宏昌感慨:“群众最满意的是大包干解决了温饱,最不满意的是经济没有发展上来。”
  “当年小岗村的成绩主要源于解放思想、制度创新。但多年来进步较慢,原因在于群众小富即安的思想。温饱解决后,思想、制度上的创新不够。”沈浩说。
  今年67岁的严俊昌承认:“小岗村离县城30公里,环境闭塞,过去太穷,这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都有影响。”
  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小岗人发财致富的愿望其实很强烈,但直面市场的本钱少、本领小、环境条件差,普遍不敢冒险。
  一位知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曾对小岗村作过深入调研,他说:“这一派当权者干事,另一派说不好。另一派当权者干事,这一派说不好。小岗村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的派性斗争,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立坤至今不能理解:分田到户后,小岗村很长时间没有一次党员会或村民大会能从头开到尾,各家为自己的利益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
  据了解,因为改革“功臣”们互不服气,难成合力,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当年大包干的18户人家大都轮流当过村组干部。
  县有关领导向记者介绍,小岗村内耗太多,宗族势力太强,影响了发展。当年大包干的两位生产队负责人,至今还在争论当时谁是“一把手”(生产队长)。
  为此,县里派了几批干部在小岗村担任书记。“这些人来了就是镀金,出发点就有问题,干一两年就走了。这些人把小岗说得一无是处,给上面领导汇报假情况。”曾当过小岗村书记的严俊昌提起上面下派干部的事情绪十分激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面派支书,连续派了四任村支书。班子流动性太大,村支书换了七八次。”见过世面、颇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严俊昌认为:“关键在领导,没有稳定的班子就没有稳定的发展。要有一个稳定的村支书。”
  2006年底,小岗村又一次摁下手印,这一次是全体村民向省委提出要把任期已满的沈浩留下来。范迪军认为,沈浩的观念和做法与农民之间有相同、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少不同甚至矛盾的地方,在与沈浩的磨合碰撞中,小岗村人变文明了、开放了。
  一位经济学家说:小岗村的条件和环境决定,小岗村现在的发展状况才是正常的,很富反而是不正常的。
  “小岗村的现状就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缩影。”陆子修说。
  范迪军认为,小岗村现在尝试的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这恰恰是广大的中国村庄可以复制的,小岗的典型性正在于此。
  今年3月,在上级主导下,小岗村合并了附近的两个行政村,总人口由过去的470人增加到4800人,土地由1800亩增加到近万亩。小岗要在各种资源的整合中加快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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