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是国企经营者——董事长，一方是民营“资本玩家”，双方联手导演了一场闹剧，使“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家钢铁企业”的改制工作陷入僵局。发生在山西长治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钢)的这场改制风波令人震惊。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这个国企经营者就是长钢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党歌；而被称为“资本玩家”的民营企业老板则是成都新天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新天通)实际控制人吴进良。

树“党歌思想”，强化集权谋私利

　　据长钢党委宣传部部长韩红卫介绍，党歌是2001年6月调任长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他说：“始建于1947年的长钢，是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家钢厂，曾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到本世纪初，长钢落后了。党歌的到来为长钢带来市场经济的新观念、新思维和一套企业改革发展的新思路。”
　　这种“新观念、新思维、新思路”被概括为“党歌重要思想”。2002年3月25日，长钢企业文化部下发《关于学习研究党歌同志重要思想和观点的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利用中心组学习时间学习；一般干部利用早上晨学时间学习；党员利用‘一课三会’时间学习；工人利用班前班后时间学习”。企业还专门出版了学习辅导书《党歌在长钢》、《振兴之歌》等。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我们企业却在学习‘党歌重要思想’。”时任长钢党委副书记的江英文说，“党歌为什么这么干？他自己在学习会议上讲得很清楚：是要解决‘听话’问题。”
　　因“不听话”而受到严厉处分的职工骈彩萍，向记者谈起往事，眼里浸满泪水：“我是一名有10多年党龄的党员。在职工内退方案出台后，我了解到许多人有意见，就向党委书记党歌写了一封公开信，建议这个方案应经职代会讨论后实施，可结果我被开除了党籍……”
　　据职工们介绍，党歌在树立个人威望方面，最让人震惊的一次是在2002年的元宵节之夜：企业工会门前挂出两盏转动着的彩灯，彩灯上闪亮着一幅幅大照片：依次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党歌。党歌向记者解释说：“我没让工会挂我的照片，他们这么做体现了一种民意。”
　　时任长钢副总经理的崔亮明认为，党歌以所谓“重要思想”解决听话问题，目的是为“树立权威，谋求私利”。
　　据长钢驻陕西经销公司经理王世旗介绍，党歌来长钢不久，就把弟弟党旗等亲友带来做长钢的生意，牟取暴利。党旗控制的豪利泰公司一度成为长钢最大钢材销售商和原料供应商，其他钢材经营商被迫从党旗手中拿货。2004年4月28日，党歌借故市场疲软需要给经销商补贴，一次给豪利泰补了800万元；2005年11月17日《长钢报》曾自揭原材料供应“家丑”：“精矿粉，国内干基平均价每吨656元，我公司每吨739元；进口铁矿石，全国每吨平均价595元，我公司每吨779元。”

企业改制，引来“资本玩家”

　　“党歌树立权威的目的，是要把长钢变成自己完全掌控的公司，他认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整体改制’。”崔亮明说，“长钢原是省管国有企业，2003年长钢《整体改制方案》上报山西省政府。但省里对国有资产监管较严，党歌便向省里打报告请求下放长钢。2005年2月，长钢下放到了长治市管理，由刚刚成立、对长钢了解不深的长治市国资委操作长钢改制，党歌在改制中的话语权大大增强。”
　　长治市国资委主任魏书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长钢原是省属企业，自己对长钢和党歌了解不多；成都新天通公司是党歌引荐给国资委的，而且在长钢股权转让的最后时刻，新天通成为惟一竞标者并顺利获得长钢控股权。
　　2005年12月12日，长治市国资委与新天通签署产权转让合同，新天通出资4.08亿元购得长钢58.29%的产权；同时，国有股保留20%，其余21.71%为企业股，由长钢工会代为持有。
　　新天通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记者找到并拨通了其实际控制人吴进良的手机，但始终无人接听。当拨通新天通驻长钢副董事长武承辉的电话时，武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山西省工业经济联合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揭开了这家民营企业的面纱：新天通成立于2001年，成立时就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必须为实收资本的规定，由四川通德实业公司在通德药业的1.24亿元股份出资控股。此后股权几经变更，但通德公司一直间接控股新天通。通德是一个叫吴进良的人控制的多家公司集合体，旗下有通德实业、成都新天通、深圳建德、深圳品牌等多家公司。其资本运作的“秘诀”是：用初始资金设立公司，由该公司用股权进行转投资，经过若干层投资的乘数效应后，原来的资本就膨胀成为巨大泡沫，初始公司就变成了庞大的企业集团。
　　该报告称：“新天通控制长钢是以诈骗资金为目的，涉嫌虚假出资、抽逃资金和合同诈骗等，给国家财产造成极大损失。”
　　党歌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新天通吴进良确实是个典型的‘资本玩家’。”但他说：“认清吴进良需要一个过程。吴是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的博士，谈话时喜欢把几位中央领导的名字挂在嘴边，言必称‘XX同志’，给人的感觉是很有背景。现在我们知道上当了，新天通根本不是做实业的公司，吴进良是个高智商骗子。”

内外联手，“用长钢的钱买下长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长钢被搞到今天这个地步，绝非一句“上当了”能够了结。一份由党歌与新天通关联企业深圳建德实业发展公司(简称建德)于2005年4月16日在成都签署的《钢材经销协议》显示，实际上早在企业改制以前，党歌与吴进良已经联起手来。
　　“这是一份出卖长钢利益的不平等协议。”长钢经销商王世旗指着《钢材经销协议》说，“按照约定，建德凭借着给长钢的所谓钢材预付款，不仅获得9%的年息和每吨钢材50元的让利，还约定所有长钢经销商的销售货款都要打到深圳建德账户上，这实际上是把长钢经销商都变成建德公司的‘打工仔’。”
　　据长钢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李裕庆介绍，从2005年4月到2006年4月，长钢流经建德公司账户的钢材经销总价值超过17.6亿元，新天通凭借这笔巨大的货款资金流，就可从银行获得数亿元的贷款，为购买长钢奠定基础；从新天通4.08亿元价款四次转到长钢的时间节点看，新天通实际上就是用深圳建德所占用的长钢货款购买长钢股权。
　　党歌为什么要帮助一个民营“资本玩家”而出卖长钢的利益呢？曾任长钢副总经理的李娄虎说：“因为新天通吴进良曾答应，新天通控制长钢后将在管理权和股份分配上对党歌等人给予回报。”
　　面对记者采访，党歌承认“新天通用长钢的钱买下长钢”的事实，并坦言吴进良当初确实曾给过自己承诺：一是继续聘用自己为长钢董事长兼总裁，原党委书记职务保留；二是改制成功后将分给企业管理层30%的股份，其中给自己10%的股份。
　　然而，新天通控股长钢后，对给管理层以及党歌本人股份的承诺不仅迟迟不予兑现，反而开始侵占并抽逃长钢资金两亿多元。集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三职于一身的党歌此时真的感觉“上当了”，长钢工会以“新天通涉嫌欺诈获取长钢股权，且在控制长钢后利用大股东地位侵占抽逃资金”为由将后者告上法庭。2007年9月9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要求新天通退还所抽逃的资金。但新天通并未执行，反而以大股东地位提出要罢免党歌职务。长钢改制陷入僵局。
　　长钢审计部副部长郭长虹、长钢老领导崔亮明、江英文、李娄虎、尹国忠等人呼吁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一方面，要对内外联手坑害长钢的人立案查处，遏制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另一方面，重新确定改制方案，审慎选择并积极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拯救长钢。

短评

长钢改制失败说明了什么

李仁虎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家钢铁企业”——长治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改制，在这家国企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和一个民营资本玩家联手操纵下走向深渊。本报今天刊发的这篇来自山西长钢的记者调查发人深省。
　　改革者的政治素质影响改制的目的和效果。党歌所谓的“新观念、新思维、新思路”被概括为“党歌重要思想”，是典型的政治幼稚病和搞个人崇拜。为什么要搞个人崇拜呢？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在改制过程中掌握个人的话语权、个人的控制权，最终目的是便于操纵改制，谋取个人私利。改革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必须树立群众意识、大局意识，必须发扬民主作风，这样才能统一职工的思想，为群众谋福利，才能带领群众把我们的改革事业推向前进。
　　绝对的权威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的负责人需要一定的权威，以便统一思想，形成决策，付诸行动。但如果形成了一个人绝对的权威，则必然出现个人凌驾于组织和集体之上，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监管部门不能不监管。长钢原是省管国有企业，也是山西省第一家整体改制的大型国企，由于省里对国企改制监管较严，长钢经营者便开始施展瞒天过海之术，打报告请求把长钢下放到长治市管理，最后由刚刚成立、对长钢了解不深的长治市国资委操作改制，长钢经营者的话语权由此大大增强。长治市国资委主任魏书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由于长钢原是省属企业，自己对长钢和党歌了解不多；党歌把新天通引荐给国资委，并使其在最后时刻成为“惟一竞标者”获得长钢控股权。
　　企业改制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长钢改制后并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本来新天通是想借党歌之手来控制长钢，而党歌却另有算盘，想借新天通把长钢变成股份制乃至私营企业，权力集于一身，完全由自己说了算。无论是股权结构，还是管理权力的明确划分，以及治理结构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方面都极不规范。这样的改制极易造成国有资产变成私有资产，国有企业变成私有企业。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在国有企业改制中，我们要警惕党歌这样的经营者，组织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国资监管部门等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使改革者在正确的路线上改革，使企业的改制在正确的路线上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