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高交会17日在深圳闭幕，惯常强调政府做了多少事情的深圳市此次却一反常态，称政府正在学会“放手”。这使得“中国科技第一展会”的市场化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娱乐机器人在高交会上吹奏萨克斯管。新华社记者 周文杰 摄

曙光初现：有一种学问叫“放手”

　　一个月前，有心的记者就发现，往届高交会报名工作都是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办理的，而今年却统归高交会交易中心。在此前的深圳行政体制改革中，高交会交易中心已经不再是政府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化运作。
　　参加过历届高交会的工作人员、高交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深圳市贸工局局长王学为告诉记者，九年来高交会的规模越办越大，而政府投入却在逐年减少。1999年首届高交会，深圳市的投入不少于一亿元，去年第八届高交会，深圳市只投入了1000万元左右，其中主要是接待费用。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高交会正呈现出政府投入递减与展会产出递增并存的喜人现象。
　　典型一例是海外展团的招组展工作。组委会利用海外中介机构的力量，委托其开展招组展工作，韩国、美国、奥地利等地都采取这种与中介机构联合招展的市场化模式，掀起空前的参展热潮。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参展规模逐年扩大，已取得巨大成功。
　　在高交会筹备方面，组委会早就采取了营销的市场化模式。近几年，高交会的全球招组展网络逐步完善，目前国内已有近10个办事处，英国、德国、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也设立了代理机构。在法国，组委会利用当地专业协会的全球营销网络推介高交会。
　　由于在市场化、专业化方面的积极探索，高交会逐渐得到了市场各方的积极认可，无论是从展会规模，还是参展商人数，都是逐年增加。尽管从第五届高交会开始，就不再公布具体成交数额，但可以肯定的是高交会的效果一年比一年好。

一位客商在高交会上试用一款高清晰度红外线夜视仪。新华社记者 周文杰 摄

政府主导的办展模式容易“摊大饼”

　　据记者调查，尽管高交会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与汉诺威等国际性展会相比，高交会仍然带有比较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这主要体现在高交会仍然需要各部委采取发文、打招呼等方式，组织各省市企业参展。在高交会举办之初，采用这种方式能够保证展会的规模和层次，但如果长期不加改革的话，就完全与高交会的市场化取向背道而驰。
　　深圳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由于采取政府主导的办展模式，高交会组委会已经出现了“摊大饼”现象，主办单位越来越多，工作效率越来越低。首届高交会的主办单位只有五家，在办会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部委增加进来，目前高交会的主办单位已经达到11家。这固然增加了高交会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但由于主办单位太多，仅仅发一次文，获得各个部委的认可，就要消耗很多时间，组委会的工作效率无形中受到很大影响。
　　针对这一弊端，深圳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世平表示，高交会应该将办展办会的各个环节，尽量交给中介去做，改革组委会的运作模式，提高效率，同时办展时应更多考虑市场性因素，争取早日“断奶”。此外，在专业化方面，高交会固然做了很多探索，但与市场的需要还有比较远的距离。
　　目前，高交会组委会提出充分利用高交会平台，借助高交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以1+N形式引进和培育高交会专业产品展的发展新思路。“1”即10月份综合性高交会，“N”即其他时段的市场化专业分会，“1+N”即以10月份综合性高交会为主体，其他时段的市场化专业分会为补充。从几次专业展会的效果来看，这应该是高交会专业化发展的方向。

高新技术类展会需要统一清理规划

　　从国内的情况着眼，各地蜂拥而起的高科技展会出现的重复办展和无序竞争，也给高交会的发展造成了影响。据粗略统计，目前国内高科技类展会有9月北京科博会、10月深圳高交会、11月重庆高交会，再加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这些展会时间比较集中、内容比较相似，互相争夺客源的情况时有发生。
　　王学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展会的密集程度实际上反映了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行业发展态势。但现在从全国的形势来看，确实出现了展会过多过滥的情况，这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出政绩，主观意愿不符合实际造成的。
　　王学为说，以他的经验，会展经济有个“七年之痒”：头一年，政府热情很高，该投入多少丝毫不在乎；然而办过几届后，政府的热情就会减退，大家就会反思展会还要不要办下去。这个时候，受企业的欢迎程度就成了重要的衡量标准。好的展会收费很高也有企业挤进来，不好的展会贴钱给企业他也不干。以华为为例，为参加世界电信展，企业每年都要花费一亿元以上，但还是要去。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的展会目前已经进入分化的关口。
　　王学为表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利用这一时机，对各地举办的展会进行清理，一些不受企业欢迎、劳民伤财的展会应该取消，一些重点的、有前景的展会大力扶持。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全国会展经济的总体规划与布局研究，这在现阶段是客观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