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自1851年诞生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在欧美发达国家举行。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是世博会第一次来到亚洲。中国改革开放后提出要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第一人是上海前任市长汪道涵先生。汪老告诉我，他这个想法的出现，是有感于他1983-1987年对日本的三次访问。汪老先后参观了大阪、筑波和冲绳，即三届世博会在日本举行的地方，深受启发，日本朋友也建议中国举办世博会。本世纪头10年的3场世博会，两场在亚洲，这就是2005年的日本爱知世博会和当前的上海世博会。应当说，日本把世博会引进亚洲是有功劳的，我们申办上海世博会也是受到日本的启发。在上海世博会正在举行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忘记日本对于世博会走向亚洲所作出的贡献。
　　一段时间以来，中日两国媒体对于两国之间的分歧报道很多。我以为，在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即将举行一系列会晤时，我们更要从全球的变局中看待中日关系，抓住大局和主流。
　　当今国际关系中一个最引人瞩目的变化就是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几百年以来，国际关系中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拉动国际关系重心转移的是亚洲的崛起。亚洲在战后首先崛起的是日本，我们亚洲人要感谢日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创造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亚洲的情况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以，沿着这个模式日本很快崛起。在上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即台湾地区、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受到日本崛起的启发，学习了日本“出口导向型”发展的模式，迅速崛起。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东南亚国家联盟，诸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也学习了日本“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走上了崛起之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大发展，我们也是遵循了“出口导向型”的模式。1991年，印度实行改革，加入了亚洲国家崛起的大潮。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亚洲国家是通过这五个浪潮走上了崛起之路，这五个浪潮是相互联系的，亚洲国家的相互借鉴和帮助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亚洲的崛起尚处于初级阶段，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更大的变化还在后面。然而，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人口接近全球人口的一半，这股崛起大潮会改变21世纪世界的面貌。过去几百年在世界变化的过程中，由于变化的源头在欧洲和美国，亚洲只是被动地应付和接受世界的变化。今天，随着亚洲的崛起，亚洲成了世界变化的源头，亚洲变化影响着世界。这个变化非同小可，意味着亚洲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会有更大作为，承担更多责任。
　　2008年在美国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全世界带来严重后果。不久前，希腊债务危机所引发的欧元危机是金融危机在深化的反映。尽管危机造成深重的影响，但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仍然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有经济学家认为，这表明亚洲经济与美欧经济有某种“脱钩”的现象。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它来源于亚洲经济发展内在动力。
　　过去20年，亚洲是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展望今后20年，亚洲有可能仍保持这样的地位。在亚洲经济增长的大潮中，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1978中国改革开放之时，中日贸易额仅为66亿美元，到了2009年贸易猛增到2288.5亿美元。1978年中国没有中日合资企业，现在的中日合资企业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得如此迅速，这是当年对中日关系最乐观的人，也没有估计到的。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如此迅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种发展给中日双方都带来了巨大好处。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到2004年，中国又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展望今后20年，中日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空间是巨大的。这种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日双方，也有利于世界。
　　20世纪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发展起来，关起门来建设是不可能的，要发展必须开放，要发展必须有地区依托。“东亚共同体”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地区依托，也是日本进一步发展的地区依托。鸠山政府重视“东亚共同体”建设，是一件好事，也是东亚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机遇。我近一段时间参加了不少东亚地区的会议，亚洲各国无不对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表示欣慰。大家都认识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日是基础。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这个基础就更加坚实。
　　我们中国人看问题很注意看大局，尽管两国有分歧，但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我相信，中日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不仅是中日两国的福音，也是亚洲和世界的福音。

(摘自5月27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