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出口订单有所回暖、内地吸引力上升导致民工回流以及民工结构变化，多种原因导致广东正闹“民工荒”。
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的摸底调查，目前广东企业用工缺口约90万。其中，普工缺口相对较大，缺口约为61.2万，约占缺工总量的68%；技工缺口也仍处高位，占缺工总量的32%，1月份人力资源市场技工的求人倍率（需求数/求职数）达1.54。缺工行业、企业主要集中在制衣、制鞋、玩具、纺织、建筑等劳动密集型领域。
“眼前这一幕似曾相识。”
广州创信鞋业董事长吴振昌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回忆，二三十年前，台湾年轻一代因生活改善开始不愿意到工厂打工，缺工引发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其他一些成本也在攀升，同时，货币升值的压力也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成本运作令企业几乎无法承受，吴振昌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将工厂从台湾转移到广州。
接下来，他想的是，也许会继续转移到东南亚，或者留下来转型拓展内销。
吴振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年轻一代因生活改善而不愿进入工厂打工。
广东南海伟业制衣厂老板周伟培弄不清楚的一个问题，也恰恰诠释了这个命题。
今年春节过后，他上午在厂门口贴一个文员的招聘启事，下午就有几十个人来应聘，但想要招一些18~25岁的制衣女工，相当困难。
在广州海珠区当制衣女工的小桃，是典型的90后。刚满20岁的她，来自广东韶关农村，两三年内已换了五家工厂。小桃解释说，自己频频换工作是因为太累，休息一阵再找新厂，反正不愁找不到工作，只有2009年上半年情况特殊些。
她所打工过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一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一个月工作28天，这样忙下来，一个月可以拿1000多元。与她同时出来到工厂打工的三个同乡姐妹，两个已回老家做点小买卖，另一个跑到美容院学美容。
小桃现在所在的制衣厂是个小厂，大多是20多岁的女工，也有一些三四十岁的。与这些上了年纪的工友不同，小桃工作不会太卖命，偶尔偷闲拿出手机上QQ或听音乐。她很舍得在手机上花钱，过一阵就花上一个月工资来换新款的手机。
不仅是小桃这样，新生代民工不少都类似，家中暂时没什么负担，也不大愿意吃苦。
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教授蓝海林4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农民工正处于更新换代中，结构性缺工正困扰着中国制造，这迫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缺工情况，与中国农民工正处于换代有很大关系，80后、90后的农民工正在接替上一辈成为主力，他们中有不少是独生子女，从小就受多人宠爱的这一代，不会像父母辈一样埋头苦干，他们更强调自我，这令企业经营管理难度加大。
“尚不清楚缺工真实情况如何，但劳动力成本上涨是必然的趋势，从2004年开始成本上涨就在加速，
2009年因金融危机冲击缓解了一下，现在再次卷土重来，”蓝海林说，“这如同打针，打在所有的企业上都会疼痛，只是程度不一。在经营管理战略上做了调整的企业情况将会好些。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仅要努力了解新一代农民工的需求，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还要改变以往单纯靠剥削农民工劳动力获取利润的模式，寻找其他的利润增长点。”
上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因成本上涨，先是转移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之后二次转移到中国内地。蓝海林谈到，中国内地迅速发展起来，就是承接了西方制造业的转移。中国内地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又不是头一遭。面对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全世界应对方式都类似，一些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产业或企业肯定是要转移走的。
“沿海企业要么转型升级，通过科技、设计、营销等途径弱化劳动力成本在企业经营成本中所占的分量。要么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地区。而不做任何调整的企业，始终会有一天因消化不了劳动力成本而关闭。”蓝海林说。
在蓝海林看来，做内销市场的沿海企业，将生产线往中西部转移成功几率高一些，而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往内陆转移则比较困难，运输成本很难消化。选择留守沿海地区的企业，为了消化掉成本，就必须提高生产效率、劳动力素质、自动化程度、生产技术以及产品附加值。不管是转移还是转型，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又隐藏一定风险，许多企业因此不愿意迈出这步。而新生代民工是导火线，迫使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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