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出口下降了16%，经济却增长了8.7%。对此，有分析人士称，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因此，今后要把注意力放在内需上，对外需的依赖度应有所下降。此话初听起来没错，但进一步分析，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
　　综合起来看，今年经济形势虽然复杂，但对于调整内外贸结构恰是碰到了难得的时间窗口，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世界经济与金融格局大调整的历史机会，在内贸与外贸两个市场上做好更有远见的战略布局，那么，这将对中国企业提高其国际议价能力，同时改善国内贸易环境、提高服务质量，是不利的，也是很可惜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贸易立国、贸易强国，是各发达国家富民强国的不二法门。英国早在工业革命前，就通过海上贸易等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又通过工业革命与科技进步，强化了其全球贸易霸主地位，直至美国在贸易领域的崛起，才不得已让出了宝座。而日本在亚洲的称雄，更与其强大的国际贸易有关。
　　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虽然在贸易总量上已经排到了世界前列，但在贸易质量上还不能算是一个强国的国家来说，对于一个刚刚走过30年的快速发展道路，但人均GDP到现在也只有3700美元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尤其从人均国际贸易量来看，中国距发达国家的水平还差得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轻易地忽略国际贸易对富民强国的影响，那是不恰当的。
　　因为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离不开国际市场。据商务部人士介绍，中国目前约有9000多万人的直接就业与外需有关系。如果将这些人的就业与其家庭联系起来，按三口之家计算，外需市场至少要影响近3亿家庭人口的生活。因此，与外需市场密切相关的这些就业人口，他们的收入情况不仅与外需有关，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购买力，影响到内需市场。
　　从长期看，特别是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贸易水平看，要继续保持又好又快的增长势头，从贸易大国演变为贸易强国，更离不开国际市场。因为，近200年来中国的贸易主动权始终受制于人。无论是贸易内容，还是定价权，都不占优势。直至最近的30年，虽然在许多方面有所进展，但“坐着飞机吃大豆”的贸易状况表明，中国仍需要寻找一个有利时机，改变这种地位。
　　现在，这种时间窗口打开了、时机来了。因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爆发于发达经济体，由于长时间积累的经济与金融矛盾困扰着这些国家，尤其是高负债消费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只有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因此，要摆脱金融危机的束缚、保持社会稳定，就需要调整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并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增加出口，以扩大就业；二是控制物价，以稳定社会。
　　发达国家要做到增加出口、扩大就业、减少债务，就需要放开其技术与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限制，总不能老是卖飞机和大豆给中国。这一方面有利于从进口端对中国的外贸结构进行优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对国际贸易的议价权，进而延伸到对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制度层面的一系列改革。而话语权的扩大甚至比具体的贸易内容更重要。
　　要控制物价、降低生活成本、保持其社会稳定，就离不开“中国制造”。因为多年来中国产品对发达国家在控制通胀方面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而这一点很少被人肯定。现在，尽管有贸易摩擦，但“中国制造”仍有比较优势，仍将是发达国家老百姓离不开的必需品。因此，随着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升级，“中国制造”正可以利用内外需两个市场的变化，进行战略性调整。
　　也就是说，“中国制造”终于有了一个进行结构调整的契机，通过将内外部供求关系的重新整合，把“中国制造”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向更高等级上移。一方面，通过在国内的产业转移，继续保持优势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国际投资，把失去比较优势的过剩产能与技术转移出去，实现资本增值。同时，也可以借此提升“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及议价权。
　　可以说，由于内需市场的兴起，中国的对外贸易正好获得了一个进行全方位结构调整的新空间。这种调整不仅要从生产环节，也包括对整个社会的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本等要素的重新整合，进而形成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只有在这样一种比较均衡的新格局中，中国的对外贸易才会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找到与自己身份相配的议价权与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