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和贸易摩擦两个关键词，让刚现复苏苗头的中国出口又遭遇“内忧外患”。
　　农历新春至今短短几天时间内，美国、欧盟、阿根廷等国相继对中国油井钻管、铜版纸等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贸易保护措施再次密集“发威”。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出现劳动力短缺，“用工荒”倒逼企业改善员工薪资待遇，尤其是出口型企业要素成本面临上升压力。
　　贸易摩擦和劳动力短缺是困扰中国出口的老问题，但为何近期密集出现？低成本与“倾销”之间又有何内在联系？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先厘清中国出口发展的动力和阶段。
　　外在动力上，中国改革政策开放恰逢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从内在动力上看，中国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人口红利”克服了企业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低廉的产品价格在国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内外双重动力导致中国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对外需依存度高的出口模式，尤其集中在沿海地区。
　　这种模式的益处是，解决了大量适龄劳动人口就业问题，中国通过商品输出快速积累国民财富，世界各国也得以享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中国因而也获得“世界工厂”的称号。
　　但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出口达到全球规模第一，“几何式”增长阶段难以再现，中国固有的出口模式也越来越不可持续。
　　首先，中国制造处于初始原材料供应国和最终消费产品生产国之间，受着两端利润的挤压。据专家测算，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在国内的直接增加值平均只占其出口额的17.7％，而加工贸易出口额约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五成。这也是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和过多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重要原因。
　　其次，中国靠低成本红利创造的劳动力结构已走到尽头。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使得劳动力市场已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剩余”，短缺背景下，劳动力价格上升使得廉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返，并最终将转化为产品成本，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一步步丧失。
　　再次，全球贸易环境的改变、贸易对手增多也对中国出口不利。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普遍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如美国近期也大张旗鼓地要扩大出口，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发起贸易救济措施无疑是一种低成本的做法。另外，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价格上升必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而与中国贸易结构相似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也会使出各种手段与中国争夺有限外部市场。可以预期，在未来贸易摩擦将仍会频频出现。
　　由此可见，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以及国际贸易格局调整，正在倒逼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世界工厂”的转型阵痛也在所难免。这一转型不仅要求中国出口结构从低端向高端优化，更重要的命题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从外部推动转向内生动力，产业格局和区域格局怎样更为均衡，发展成果如何体现公平分配等等。
　　应看到，在政策指导和市场自发共同作用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区域收入差距正在缩小，这些都为下一步经济转型提供了良好基础。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外贸结构须从注重数量和速度的粗放型发展转向注重效益和质量的集约型发展；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升级和附加值竞争；从普通劳动者需求转向培训技术工人。当然这个过程尚待时日，亦需贸易财税政策、就业体系、社会保障制度等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