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将至，盘点收入成为热门话题。人们发现，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似乎变得越来越难。广西农民工朱孔孟说：“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年来也没涨过工资。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
　　不是劳动差别大，而是赚钱的方式不同。企业主当然也要付出劳动，但他们赚钱主要依赖所投入的资金、厂房和设备，属于资本所得；而普通工人呢，赚钱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0.48。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资本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过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如果老百姓没多少钱可以用来消费，出台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杨宜勇认为，较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等财富再分配，初次分配无疑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关键。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有后续的再分配调节，也很难矫正到位。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所得尽管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真正落实还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目前，中国尽管已出台最低工资制度，但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工资增长机制也不健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杨宜勇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有效途径应是从制度和机制上突破，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即按照GDP增长比例确定劳动者报酬调整的幅度和频率，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
　　“此外，还必须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谈判机制，在实现企业信息公开化的基础上，提高普通劳动者与企业谈判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杨宜勇说。
　　杨宜勇提醒，垄断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需要区别分析。“在一些垄断企业，员工劳动付出不多，工资却不低，这就不属于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而是恰恰相反。”杨宜勇说，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引起社会非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