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就在数十万建设者加紧建设巨型鸟巢的同时，数不清的鸟儿们也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忙着为自己构筑爱巢。曾经一度数量锐减的北京雨燕（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福娃妮妮”的原型）也开始在立交桥的缝隙等地方筑巢繁殖。
　　“20年间，北京地区的鸟类从343种增加到412种。而近年来，北京城灰喜鹊、布谷鸟数量大增。”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家赵欣如对记者说，“鸟类对环境十分敏感，其种群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北京生态环境的改善。”
　　北京城的这个故事仅仅是整个中国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缩影。
　　尽管60年间，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道路上走了很大的弯路；尽管到目前为止，环境污染状况“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完全遏制；尽管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态环境改善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但随着党的十七大把生态文明首次写入政治报告，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首次明确下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国已经走上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新道路。
　　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住进美好家园”的愿望正在变成现实。

　　曾经的“弯路”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由于盲目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在“大办钢铁”、“以粮为纲”的口号下兴起了狂热的“群众运动”，对我国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冲击，带来了自然环境、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的严重破坏。
　　在极“左”思想影响下，甚至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对环境污染具有天然免疫力”的谬论，一些地区在发展的同时不考虑环境保护问题，使环境污染在失控的状态下迅速蔓延，“为了金山银山，失掉了绿水青山”。
　　从青海省会西宁出发，沿214国道向西南行驶约400公里，就到了一个叫“野牛沟”的地方。这是一个藏族同胞集中居住的小镇。镇的北面有一排佛塔和一座寺院。
　　16岁的藏族姑娘卓玛和她的两位姐姐就在这座寺院门前晒太阳。她们三人无一例外地戴着大口罩，把整个脸捂得严严实实。
　　卓玛的眼睛很美，双眼皮，乌黑透亮。“戴口罩是因为这里的风沙太大了。”卓玛告诉记者，“小的时候，风沙并不大，山坡上的草也很高，但现在到处是沙化的土地。”
　　这里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不远处就是海拔5267米的巴颜喀拉山主峰。历史上，三江源地区曾“雪山连绵、冰川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水资源丰富”。但现在沿214国道，车行800余公里，竟很难见到一座雪山，偶尔出现的湖泊也是星星点点，面积小如水塘，绝大部分河道已经干涸。
　　在中国的整个西北、中原地区，这种干渴的景象并不鲜见。科学家们称，除了自然因素外，人祸也是重要原因。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林业环保局副局长丁显海称，由于政策因素和不当开发，历史上，玉树州就曾经遭遇过三次较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活动：
　　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内地青年到玉树进行大规模的垦荒种地，结果不但没有使草原变粮仓，反而破坏了大面积的优质草场。玉树巴塘一带的垦荒地到现在还是不农不牧，难以恢复原有植被；
　　第二次是“文革”期间的学大寨运动。在当时的条件下，脱离了玉树的实际，生搬硬套大寨经验，结果再一次破坏了大面积的原生植被；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受泡沫经济影响和利益驱动，无序的采挖沙金，既破坏了草原生态，又浪费了宝贵的矿产资源。
　　而在内地，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在上世纪则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
　　湖北省的洪湖，曾因一首“洪湖水浪打浪”让无数人心向往之。上世纪90年代，抱着发展经济的热望，“洪湖”成为当地招商引资的“王牌”。一时间，洪湖变成了养殖业的天堂。洪湖环境逐渐恶化，水脏了，鱼没了，候鸟也远走高飞了。鱼米之乡的街头，闻到的却是阵阵臭气。以湖为生的渔民，生活也没了着落。
　　前些年，湖北省一项调查显示：“洪湖栖息的水禽原来有167种，下降到40种左右。每年来洪湖越冬的候鸟，由原来的数万只锐减到不足2000只。天然鱼类由1964年的74种，减少到50余种。此外，洪湖水生植物已由472种下降到98种，水草覆盖率由98.6%下降到只零星水域有水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姜春云指出，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有诸多复杂的因素。可以说，既有当代现实的原因，又有久远的历史原因；既有大自然沧桑变化引发的生态逆向演替的原因，更有人们逆自然生态规律而动带来的严重后果。

　　认识与转变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自从1973年8月，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举行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和制度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目前，我国已制定了包括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环境影响评价等10部环境保护法律，15部自然资源法律，颁布国家环境标准800多项，批准和签署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0余项，颁布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660余件。
　　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更为重视。党的十六大，把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4项重要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描绘了我国5～15年环保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成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006年4月，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大会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在于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1992年到2007年间，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了3.3倍，但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仅增长5%和62%，化学需氧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降低了31%和54%。

　　中国的环境挑战

　　但目前，中国面临的环境压力过大，环境资源问题突出，解决起来十分困难。
　　据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领导小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介绍，当前及将来一段时间，中国的环境形势可概括为：局部地区和行业的部分环境指标有所改善，环境恶化状况未得到根本遏制，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未来的环境压力将继续加大。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重金属污染亦呈愈演愈烈之势。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陕西凤翔儿童血铅超标事件……
　　这些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
　　“环保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民生问题，是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件大事。”在8月26日召开的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解决污染问题，既要做好“治”，更要注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