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为中福利时代。
　　如果仔细观察要素在整个国家的流动状态，我们不难发现的是，从早期的“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现在已经变更到广东向长三角看齐了。 
    其中突出的标志是工资，最新的动向是，在经济复苏之后出现的民工荒中，广东的制造业企业开始把外来工工资上调到1200元至1500元的水平，靠近了江浙同样企业的标准。
　　这是一个迟来的提升。事实是，由于广东外来工工资长期徘徊于七八百元水平的状态，已经使经济复苏后外来劳动力的流向，大量地集中于江苏和浙江的先进制造业——江浙两地的基础员工工资早就已经达到了千元以上的水准。而由于广东企业工资水准的低下，“人才东南飞”的现象，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整个中国呈现出来。
　　薪酬水准的高下，反映着企业普遍的组织结构的水平。只有组织优化的企业，才有可能在同样产业、同等毛利水平下支付更高一点的工资。我们欣慰地看到，今天广东外来工工资的提高，终于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对所有企业组织水平的压力——没有组织优化的企业，现在将面临淘汰的局面。
　　这是一个变化中的中国在劳资矛盾上的第一个突破，市场正在把政府的《劳动合同法》条令变成现实。有形之手率先一步提倡的，无形之手后一步就跟进了。而这种变化，更是整个中国劳动阶层以供需关系向资方整体提出的第一个要求。
　　目前这种态势的形成，无疑与政府和社会长期的努力有关。当下鼓励创业、资本市场开放和注重“三农”投入等有效的经济措施，加大了基础劳动力的出口，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向着多向、就地和高级产业前进。换言之，“东西南北中”，发财已经不必去广东那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出口了。
　　这将是一个重大变化。围绕着这个变化，国内所有的产业都将感到它的威力。
　　首先受影响的是工资的比价体系。可以预期的是在基础劳动力工资上升的前提下，更为创造性和复杂性的工作，都将自觉不自觉地以此为比照，取得一个新的平衡。以此为影响，国内相应的体系，都将受到冲击；相应的投资，举例而言，家庭的教育投资，如果不能产生相应的回报，那么教育体系的威信就将受到怀疑。
　　其次是产品价格体系将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国内基础劳动力工资的提升，是全球化竞争的一个新动向。中国基础工人的素质和教育水平，一向是全球制造业的一块洼地，由此而造成的中国价格，从改革开放以来全世界都从这种劳动力工资洼地里分享到了红利。而这种低工资水准的改善，必将抬高全球物价水准，改变制造业的分布状态，并带来中国制造的产业结构开始缓慢提升。
　　国内基础劳动力工资水准的提高，无疑是政府扶助下的劳动者的一种胜利。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福利水准的提高和国内相关服务业的繁荣。我们同样可以预期的是，国内制造业企业的组织优化将使商品价格上升水平慢于这种工资水平的上升。而劳动者无疑将可以因此而享受到更好一点的生活状态。服务业，包括休闲、培训、旅游和升级的衣食住行和医疗产品，也将受到青睐。
　　这个国家真正迎来中福利阶段的时机，已经近在眼前。
　　我们同时还由衷地希望，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经济发展给普罗大众带来希望的这一个重大变化，不要被垄断和官僚经济所瓜分。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种变化将会带来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更进一步繁荣，这种变化，以及随后的工资体系可能有的变化，都会是市场经济中属于消费者主权的那一部分成分扩大。用智力和体力换来金钱的消费者，无疑将会更珍惜属于他们的消费能力。中国经济中畸形的消费结构，例如某企业以前推出的被称之为“乡长太太消费的”镶钻手机走红的机会，以后将会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