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远未结束，我们就奢谈“后危机时代”，还指点“亚洲模式”，似乎不合时宜。但是，正在大连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确有不少聪明头脑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时有思想火花迸出。因此，我们也不妨一起来集思广益。且不论这对于“远虑”益处多多，即使对于解除“近忧”，比如对于导航走出危机的方向，也会似雪中送炭。

　　亚洲模式必须改变

　　这是一个具有高度风险性的结论，且算一家之言吧。因为迄今为止，亚洲模式仍是世界经济体系中最成功的模式之一，它造就了亚洲的繁荣。且不说国际公认的“四小龙”、“四小虎”等创造的经济奇迹，就以1995年至2008年的中国和印度为例，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229%，印度增长了112%，而同期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为63%，其中美国为45%，欧盟仅为37%。本次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后，亚洲经济的强劲复苏尤为抢眼。英国《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日前刊文指出，新兴亚洲国家经济将呈V型反转。未来５年内，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GDP)将有7％-8%的表现，复苏速度是全球各国平均速度的3倍以上。这块拥有30多亿人口的广袤而温润的土地，迸发出了令世界艳羡的巨大经济能量。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亚洲模式不必要改变。也许，这一结论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鲜有支持，但在思考“后危机时代”时，我们相信支持者会越来越多。
　　亚洲模式的特点很多，概其要者，我们认为有四个：一是政府主导，二是实体经济为主，三是出口导向支撑，四是劳动力密集行业受重视。这一模式成功的外部因素至少包括三个：一是有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二是有庞大的出口市场，三是有保证国际国内畅通联系的金融、交通、通信、法律等体系。
　　那么，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上支持亚洲模式的七大因素，还存在几个呢？答案是：几乎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有些关键因素受到了灾难性打击，而且恢复难度很大。比如，出口问题，这是亚洲繁荣的核心所在，从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诸经济体的崛起来看，从中国内地、印度近几十年的繁荣来看，无一不是得益于出口部门的强力支撑，得益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庞大消费市场。如今，这一关键因素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且复苏困难重重。一个“去杠杆化”，将化掉亚洲人多少商机。
　　势已变，法亦应变。只有变者才能领先。因此，即使亚洲模式多么令我们骄傲和难以割舍，也必须被改变了。历史有时是无情的。

　　亚洲新方向何在

　　这个题目同样具有挑战性。因为它比总结亚洲模式本身更具有不确定性。但是，这并不应该阻止我们的思考和探索。
　　达沃斯论坛上的一些关键词，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比如，“绿色经济”、“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等等，我们甚至认为，亚洲的新方向已经隐然其中了。
　　从历史上看，“后危机时代”总是以科技创新甚至科技革命为先导的。1857年、1929年的两次世界经济危机就分别引发了以电气和电子技术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今天，“绿色经济”被誉为世界经济的“疗伤者”，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比它更令人心仪的“救星”，甚至有人认为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就在眼前。“绿色经济”是对世界能源资源日益枯竭的直接回应，甚至是人类文明水平再上台阶的直接表征。
　　这一新趋势是世界性，自然也是亚洲的新方向。
　　自近代以降，甚至可以溯自更早，金融一直是亚洲的软肋。甚至有专家认证，正是因为亚洲金融的落后，才导致了亚洲的资源无法得到大规模的高效利用，最终导致了被动、落后。美洲有美元、加元，欧洲有欧元、英镑，但在亚洲，亚元遥遥无期，日元疲弱不堪，人民币尚未完全国际化。在国际金融体系里，亚洲人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体系里，亚洲人常常充当着“价廉物美”产品供应者的地位，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两袖清风”做贡献。这一切现象的背后，当然原因很多，金融服务的落后是一直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金融战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主要战争形式之一的预期之下，大有必要将金融服务列为重要的亚洲新方向。回望欧美，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强盛，大都有个全新的金融体制创新，比如民间融资支持航海、借贷和发公债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等等，在当时都是具有历史关键意义的金融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金融创新改写了历史。当亚洲面临重大抉择的当口，这些历史营养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和科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