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已发出了要调整经济结构的强烈政策信号。在“保增长”下突出“调结构”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目的之一是要避免未来中国经济可能陷于“滞胀”的潜在风险。为此，我们需要做到“内外兼修”。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发出了要调整经济结构的强烈政策信号。从最近召开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有关抑制产能过剩、推进低碳经济模式和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主张中可见一斑。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目的之一是要避免未来中国经济可能陷于“滞胀”的潜在风险。
　　去年年底以来，中国推出的超强经济刺激计划已初见成效，表现为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环比增长了近16%，可以预见的是，此前经济刺激计划的惯性动力会促使中国经济在明年二季度之前依然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但是，往后的经济增长动力又来自何方？以笔者之见，关键要看哪个因素能替代政府对经济刺激的主导作用与影响。
　　不妨先来看一下被寄予厚望的内需。此前，旨在刺激汽车消费增长的短期政策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今年以来我国汽车销量出现井喷（连续5个月销量突破百万辆），但这也可能会成为影响明年汽车销售增长的最大负担。
　　当然，房地产投资是刺激内需增长的最强因素，但房地产投资却完全寄希望于银行不能断供“银根”。不过，近期肉、蛋价格的快速上涨，加大了央行、银监会等货币管理职能部门对天量信贷扩张会引发通胀后遗症的担忧。从7月份开始，银监会发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强银行资本金约束的指引，暗示一些实质性的信贷收缩政策已悄然执行，强化了流动性收缩的趋势，这必然会影响到银行的信贷扩张。银行的“欲贷乏力”，恐怕也会传染给房地产业。试想，一旦投资房地产失去了信贷依赖，失去了财富效应的刺激，谁（包括房地产商）还敢投资房地产？一旦房地产陷入低迷，很多行业都将面临第二次去库存化和去产能化。
　　再来看一下外需。日本刚刚公布了7月份出口数据，出口下降幅度扩大至36.5%，其中对华出口的跌幅达到26.5%。鉴于日本的出口被视为了解中国出口变化的先行指标，这无疑为我国的出口增长敲响了一声警钟。因而，期待改善外需来提升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恐怕会再次成为“镜花水月”。
　　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今年4月份以来，中国需求的退却似乎难以改变全球大宗商品的上涨趋势。尽管近期中国的资产价格面临重重压力，但国际原油、金属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依然保持坚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元实在太弱了。
　　如此观之，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同时过剩流动性导致价格水平“不降反升”的话，中国经济将可能陷入“滞胀”的尴尬境地。
　　尽管未来中国经济有面临“滞胀”压力的风险，但笔者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前景并不悲观，因为开启未来希望的钥匙依然掌握在我们手中，这就是我们要“内外兼修”。
　　就“外修”而言，我们首先要考虑采取什么措施来反制美国的债务货币化问题。从常规的考虑来看，如果美国人真的大量印制钞票，自然会引发通胀，中国对此几乎无牌可出。当然，从非常规的考虑而言，中国要利用手中掌握的巨额美国债券头寸（包括中国所拥有的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和1万亿美元各类美国机构债券）作为一种反制的手段，作为一种筹码来制衡对方。
　　例如，尽管抛售美国国债会给中国带来一定损失，但如果由此会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失控的话，这会令美国人恐惧不已，因为这将导致美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所以，“恐怖的平衡”也可能意味着双赢，但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美国逼回到谈判桌上，促使美国不是用印制钞票的方式来应对危机，而是通过资产置换来融资或处理债务危机。或许，这可以为中国争取到进行结构调整的宽松外部环境。
　　就“内修”而言，中国应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要改变资源要素配置的方向。要破除垄断，向非国有资本开放银行服务、证券投资、电信等服务业领域。一旦大量非国有资本进入到实体经济中，中国经济也将进入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只要我们能进一步深化和加快国内的改革进程，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
　　当前中国正面临在“保增长”下如何“调结构”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向，这对消除中国经济可能陷于“滞胀”的境地，稳固未来中国经济的复苏与回暖基础，都将产生深远、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