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李杰峰做了一个大胆决定：向国家12个部门及单位发邀请信，“愿意出资2万元”邀请领导坐他的货车走一趟。这个四川省井研县的大货车司机想要告诉领导们，长途货运车“守法就赚不到钱，甚至亏损”。

“让领导亲自感受一下经营货车运输的艰辛”

    李杰峰30岁出头，个子不高，消瘦羸弱，令人很难把他和“违法长途货运司机”联系起来。他信中说：“花巨资购买的货车，本钱都收不回来，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违心的经常违法……”
    记者曾跟一辆超载但不超限的大货车亲身体验公路收费状况——
    刚出发不久，这辆货车就被井研县当地交警拦下，按超载罚了一次；车到乐山又被交警拦下，交警熟练开出一张处罚决定书：因“安全设施不全”，罚50元，违法代码为“1072”。
    “交警罚完超载，交通还要罚。”与李杰峰倒班的司机王某对这一套很熟悉，“哪怕不超限，也要交公路赔偿费。”
    很快，在云南省盐津县，当地路政管理大队在过磅确认，该车并不超限。但李杰峰他们还是收到一张云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通用收款收据，在收费项目及名称一栏中，盖着一枚红章：“承运人拒绝卸去超限的部分物品，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赔（补）偿费”。收费标准为0．5元／吨，收费金额为50元。
    按此计算，50元道路补偿费是按照100吨收的费。事实上，国家规定，6轴及以上车辆最高超限不得超过55吨。“很多时候，不管你超不超限都要交公路补偿费，最低收费50元。”王某告诉记者，要真的超限了，罚得更重。
    车行不久再停，路边小门面里有一个交通和交警的联合执法点，门前狭窄的公路上还安装了一动态磅。车在前面的超限站已经过磅，确认没有超限，但路过这里还要停下。
    记者与王某一起找到执法人员接受处理，“超了没有？”交警眼都不抬。王某回答：“刚过过磅，没有超。”“交200元。”交警根本不抬头检查车辆，就写罚单。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决定罚款100元。交完钱后，交警只给了50元的罚款收据。
    王某告诉记者，收100元，只给50元的票，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据李杰峰介绍，这一趟运程要罚几百到上千元不等，但在他看来，塞点钱给执法人员过关，只能让超载超限之风愈演愈烈。

守法必然亏损

    为说明情况，李杰峰以自己的车为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这是一辆东风牌前双后单三轴车，核载8吨，按常走的四川夹江至云南昆明一线算，行程1000公里左右。据李杰峰“随车记账本”上的记载，平均下来，每个单程加油、过路费、工资交保险等费总计支出29291元,其中罚款数额“得看运气”。
    当地运价单程约为300元／吨（夹江至昆明运价约为240元／吨，昆明至夹江运价约为360元／吨），往返一趟约7天，每月总收入约为300元／吨×8吨×8（每月4趟，8个单程）＝19200元。
    如果按现有运价守法经营，车主每月直接亏损10091元。账面上，罚款数额只占亏损的十分之一，运价过低是直接原因。但在李杰峰看来，如果执法人员能够避免“人情”执法，使所有车辆的违法成本远高于超载运输收入，自然也就没有恶性竞争，运价就上来了。
    “今年油价涨了几次，运费都没怎么提高，我们压力越来越大。”李杰峰皱着眉头说，“我借钱买的车，要是这样下去，肯定要亏‘血本’，还怎么还债？”

谁是公路的敌人

    2004年，由交通部、公安部、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组织的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在全国展开，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全国统一“治超”行动。当时，一些只顾自己赚钱的司机被媒体描述成为公路的敌人。
    随后，各地区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细则。各省的细则都包括一条：对超限超载车辆的处罚，只能由一个部门执行。对同一车辆的同一超限超载行为，已被交通、公安部门中任何一个部门处罚的，不得重复处罚。
    但一些司机反映，各地的交警、交通局的运管、公路局的路政等“大盖帽”们相继上了公路，开始执法。但有些执法者的心思不是帮助国家治超，而是罚款，“交了钱，你还是可以继续‘超’，而‘治超’不过是一个最新的罚款名目。”一位大货车司机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才是“公路的敌人”。
    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员刘武俊说，执法部门的执法权和轻易而丰厚的的利润催生了“执法产业化”，而畸变的“执法经济”成为少数执法人员和少数部门的新“经济增长点”。
    “治超”者一度只罚款而不卸载，而被罚款的司机为挽回罚款成本，选择更多超载。“治超”者又据此向国家索要更多经费、编制和更大的罚款权力来“治超”，进而加剧“三乱”问题——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
    有经历过“违法”货运的人感慨：司机的生存与执法者治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怪圈。一方面是司机为了生存而违法超载；一方面是国家加大对超载超限的治理力度，增添了执法人员和各种处罚措施，结果却变成司机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上路执法人员、为摊薄成本而不断地超载超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