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给别人打工到拥有自己的工厂，阿镛在东莞奋斗了17年。工厂刚开始赚钱，他却又和珠三角千千万万的创业者一起，因成本上升焦虑、为订单减少不安……

昨天  “不管世界上什么地方下单，都在东莞制造”

　　9月的东莞，厚街、虎门、太平等工业区到处张贴着空置厂房的招租信息，似乎宣告东莞产业转移的提速，但在阿镛看来，“这明摆着好多厂子倒闭了。”
　　阿镛本名林子镛。十几年前，阿镛为某国际品牌产品做品质检查，他的老板从香港贸易行接单，发往东莞厚街镇的工厂加工。
　　随着越来越多的订单飞来，厚街、长安、虎门……各类工厂密密麻麻，东莞这些小镇成了全球响当当的加工贸易基地，“不管世界上什么地方下单，都在东莞制造。”
　　其间，给阿镛所在公司加工手袋的工厂也扩至上万人，工厂边的一个楼盘被租下几百间当宿舍，附近整条街的物业全被租来做宿舍、厂房、仓库等，以及上下游配套的小厂、作坊。一些依附大厂接单的小厂也应运而生，该工业区的服务业、当地居民的生计几乎都和这家工厂有关。举个例子，2007年厚街镇23个村(社区)组集体经营性收入11.2亿元，其中厂房物业租赁收入7.99亿元，占经营性总收入的71%。“要是我们都搬走，这里的老百姓还有生意吗？”阿镛说。
　　2007年，东莞的GDP比1978年增长119倍。换句话说，每天有8.6亿元的财富在东莞创造，而八成以上的贡献来自这些加工贸易企业。

今天  “稻草”越来越沉，加工贸易的空间越来越窄

　　2004年，阿镛自己开了工厂。可开厂并不等于赚钱，因为他招不到人。
　　从2003年起，“民工荒”困扰珠三角。次年东莞首次公开承认缺工30万人。
　　“有工人时没订单，有订单时没工人。”阿镛简直要疯了。此后，东莞工人最低工资标准逐年上升，从当时的四五百元涨到今年的770元。人工成本第一次成为加工贸易最主要的成本，劳动力再也不是“无限供应”。
　　阿镛的工厂现在人均工资是包吃包住每月1200元，远高于政府最低工资指导价。他说，目前最大的开销是人工，基本占成本的70%，每月工资支出要70多万元。“我去年重新装修了工厂、宿舍，提高了待遇。”民工荒后，以多年从业经验，阿镛嗅到订单减少和成本上升的味道。他请来高级技术管理者，找熟练工人并稳定队伍，好订单要靠好技术，如今他不再接低端的单子，转而为中高档产品做加工。
　　2007年年中以来，阿镛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不光是生产危机，而是生存危机了”。
　　他上周刚下单买一批手袋肩带衬皮糠，发现价格涨了30%。生产环节几乎每件东西都在涨，胶水从50元/桶涨到100元，纸箱、五金、线涨了三成。不止这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直升到6.8。每一项成本上升犹如最后一根稻草，在加工贸易链条，每根稻草都能压死一家厂。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欧单子直线下跌，而东莞原来每年靠对美出口就赚300亿美元，加之东南亚制造业抢单，情况越来越糟。

明天  搬走？“玩不起”；留下？日子难

　　“光是说转移，说搬迁，照这水平，搬到哪里最后都要被赶走。”阿镛始终对产业转移心存疑虑。不过，他认为转移也好，淘汰也罢，首先是市场的选择，而非政策的追逼。并且，要淘汰的是产能低下、管理落后、附加值低、工人待遇差的作坊式小厂。像他已投入资金改善工人生产、生活环境，从接大厂转的订单，到具备制造中高档产品能力，建立自己的客户网络和接单渠道，应该给个生存空间。假如要搬迁、转移，阿镛承认自己“玩不起”。
　　阿镛琢磨着通过产业升级进一步提高自己产品的附加值，从而留在东莞，但没个头绪：“自主创新对加工贸易意义不大，内销则要靠政府的知识产权保护。”他说，很多做外销的赚了大钱，有上亿元资产的老板也曾尝试过做品牌、做内销，可做几年就死了。因为你今天做出样板，过两天街上就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产品打市场难，很容易给冒牌货冲垮了。
　　“加工贸易工厂很被动，我周围的厂关了一半。”阿镛估计年底会有更多工厂倒闭，因为到了10月大多数厂能有七成生意就不错了，大厂不加班、不外派单，可以撑下去，中小厂就不好过。空厂房多起来，厚街房租已降了三成。
　　未来的日子很难，但阿镛坚持说：“我不搬走，我的下半生就在东莞了。”17年奋斗，这个广州小伙子觉得没什么地方比东莞更好，这里上下游配套齐全，“去韶关、湖南或去越南、印尼都不合适。”
　　只是，当初的东莞不也是上下游都不齐全吗？当初引领阿镛入行的香港人，又何尝愿意远离家园、四处“转移”？如今的韶关、英德，会不会是香港、东莞的翻版？
　　东莞市经贸局副局长罗斌说，加工贸易产值占东莞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1.2万家加工贸易企业的命运直接关乎东莞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了避免企业大量外迁而造成产业‘空心化’，必须积极支持和推动这些企业‘本土化’，让他们留下来，并有好的提升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