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世界各大银行和媒体都在关注粮食问题，并不得不承认正在发生一场规模巨大的粮食危机，会有数亿人面临饥饿、营养不良，甚至死亡。
　　世界精英对这场危机的根源众说纷纭，有的说法从自身利益出发，有的说法甚至称得上愚蠢。那些自封的经济学家，试图为自己此前开出无效的经济药方推卸责任，把根源归罪于中国，指出这个国家“吃肉太多，消费需求增长，出现通货膨胀”。而一些进步人士则指出，根源在于生物燃料导致了粮食生产分流，政府对粮食生产缺乏计划性。
　　但这些进步人士忽视了一些最根本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国家权力掌握在哪个阶层手中？是谁制定了现行的经济政策，才导致了“分流”？
　　南方国家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债务问题，于是便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而这两家机构都要求它们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调整，才能获得贷款。因此，贷款被附加了诸多条件，如投资、贸易、消费和收入政策的转变。这些转变都会对社会阶层结构和掌权阶层的构成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国际性贷款，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构性变革产生的后果是，消除了农业生产领域中的贸易保护壁垒。得到美国政府或欧盟补贴的大量农产品涌入市场，摧毁了以生产基础粮食产品为主的中小型农场主的生产。这批人的破产导致农场主和农民向城市迁移，土地便集中在了从事商业性农产品种植的人手中，所生产的产品主要用来出口。
　　一些中小型农场主破产后，他们的土地卖给了不动产投机商，用于商业开发，建造高尔夫球场或娱乐设施，稻田变成了乡间俱乐部。
　　大量粮食用于生产乙醇，然而，乙醇产量的增加并未使燃油价格下降。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的价格，以及食品价格同时上涨了。原因就在于，这些产品的生产都掌握在同一个阶层手中，形成了权力的垄断。
　　由于结构原因，工资与价格之间的差距造成了贫困的加剧。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规模抗议，都源自人民基本问题的未解决，但其深层根源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所致。
　　那些受雇于各大银行的、缺乏头脑而思想正统的所谓权威经济学家，至今都没有弄明白：飞速增长的通货膨胀和毫无变化的工资水平，原本就是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问题。

(摘自4月30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