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手,可能是最近这段时间里,沪苏浙的官员和企业家们做得最多的一个动作:继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新班子首次聚首,畅议长三角区域合作之后,去年12月11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八次会议又议定了七个方面的合作专题。
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正是在无数次握手之后,开始由基础设施衔接、科技设备共享等“硬件”对接,走向更深层次的统一市场体系和服务平台的“软件”提升。
“排堵保畅”,清理不利于市场一体化的规则和政策
沪苏浙三地工商部门2007年12月2日签署的《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和《苏浙沪三省市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合作交流六项措施》,被称作“长三角工商一号、二号文件”,在长三角地区无障碍实施。被视作一体化发展最大障碍的行政区划限制在这一处拆掉了几根“篱笆”,比如,外商投资企业在长三角地区再投资,只需凭当地工商部门出具的主体资格证明,就可直接进行新的注册登记申请,无需再办公证、认证等手续。
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分割造成的准入门槛有高有低、执法尺度有松有紧、商品质量检测结果互不通用等市场环境不同的情况,正一点点在长三角地区走向统一。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认为:“现行行政区划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省际之间的经济关系经常表现为相互竞争,长三角要构建统一大市场,必须重新调整竞争格局,在避免产业同构和过度竞争的同时,建立使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规则和服务规范。”
一体化发展的创新示范区,是所有人对长三角的期待。在大市场条件下,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各类生产要素合理自由流动,形成区域合力,长三角有太多事要做。目前,长三角各地各部门都陆续有区域性规范出炉,《长三角主要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指引标志设置规范》、《长三角区域信息化“十一五”合作规划》,以及家纺、房地产、证券等区域性行业协会的成立等等,都使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向前进了一步。
正如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所说:“长三角要真正协调互动,就要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推进市场一体化,清理不利于市场一体化的规则和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区域之间的政策差异。”
“政策拥堵”,是学术名词,常使企业在谋求更大发展时无所适从,长三角区域市场体系的完善,要靠“排堵保畅”,对长三角200多万家企业来讲,是重要利好。
只有构筑大市场、大流通才能破解长三角一体化的“成长烦恼”
国家关于长三角的区域规划虽未正式发布,但很多人仍将去年12月初召开的一系列长三角会议视为区域一体化建设的新一轮启动,其中两省一市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的金融协调发展协议引人关注。在不久的将来,市民办按揭、企业办贷款,可以选择所在城市以外的银行,而一切都取决于谁的服务好,谁的效率高,这正是开放市场、合理竞争的表现。
商务成本和融资成本持续攀升,是长三角各地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而推动金融等领域的跨区经营,被视为打破这一瓶颈的有效途径。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红忠教授认为,长三角区域性壁垒在金融市场上的突出表现是跨区域融资极其困难,这也使上海发展总部经济的功能“打折”。以行政区为单元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市场化为主导的新型大区域经济圈发展要求不适应,这一点在金融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
资本是市场经济的血脉,同城金融边界如何扩大到长三角城市群?刘红忠教授的研究团队提出四点建议:构建长三角区域性协调制度、建立风险和收益分享机制、建立区域金融市场后台服务标准化体系、加快区域化监管合作试点。而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则均表示这些建议都很有操作性,是破解长三角金融一体化“成长烦恼”的有效途径。
有关长三角的演讲,开头总不忘说“地缘相通、人缘相亲”,但在学者们看来,文化的相近性目前并没有给长三角文化市场带来整合效应。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顾江教授认为,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和财税体制限制外,长三角文化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江南文化的同质性。“以文化旅游为例,仅江南水乡一项,就有周庄、同里、乌镇、朱家角、甪直、木渎等,同质性越强,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分割越严重,导致合作关系薄弱,消费热情降低。”如此看来,增强互补性,打造区域性文化市场公共服务平台,是长三角形成区域文化大市场的“内力”。
无论金融,还是文化,抑或其他产业,长三角各地都只有形成合力,构筑大市场、大流通,才能共进共荣。
重视“弱势地区”,长三角一体化更需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长三角地区是国内较发达地区之一,城镇化水平已达到60%,但放在两省一市的范围内,长三角仍必须重视城乡差异问题,比如苏北,比如浙西,仍然存在的大量“弱势地区”,将是未来长三角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一大瓶颈。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社会建设,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提高区域整体社会管理与服务水平,也是城市之间形成同城效应、连带效应的重要内容,而且事关长三角居民的生活和区域环境效益。目前,长三角各地正在依据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对供水、供电、供气、垃圾处理等的建设与管理进行区域性的协调和规划。这种综合承载力的提升,是城市群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核心都是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更需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地人与外地人,员工与老板,富裕人群与相对贫穷人群等,不同群体共存对社会管理是严峻的考验。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带动社会环境优化,已成为两省一市决策者的共识和努力方向。目前,长三角已形成以决策层、执行层、社会层三个层面的沟通协调平台,跨区域的消费维权、劳动维权机制已经建立,“人的发展”逐渐摆上了更突出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