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求是》杂志刊发题为“迎接高等职业教育的春天”的署名文章。文章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世界工厂”的诞生需要更多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强力支撑。
    此观点得到了广泛赞同。事实上，在中国是不是“世界工厂”的争论中，反对者的重要论据是，各类技工的严重不足，制约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只能算作“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远不能和当年的英国、日本相提并论。
    显然，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远不是解决就业那么简单。

大国的经验

    上文的作者之一俞仲文在同济大学工作时，曾听到一位德国教授讲了如下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次年，也就是1946年，英国的一个代表团到战败国德国访问，看到满目的颓垣败瓦、残楼废墟，代表团团长不无感慨地对德国人说：光是把这些战争垃圾清除出去，你们也得花上30年的时间。可是，德国人只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不仅把所有的战争垃圾清除净尽，还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强国，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30多年后，德国总理科尔终于把他们的“秘密武器”公布于世：促使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是发达的职业教育。
    这个故事深深铭刻在俞仲文的心里。而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更加认识到，职业教育是引领日本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育先行，令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70年代步入现代化强国之列。原因何在？经济学家说：日本人恪守“出产品之前先出人才”的金科玉律，为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什么是人才？博士、硕士当然是人才，但是掌握熟练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也是人才，而且是社会需求量最大的人才。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日本在大力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时，也对发展职业教育倾注了特别的热情。
    二次大战后，东瀛三岛冒出了1000多所“专门学校”，这些所谓的“专门学校”是日本职业教育的主力军，年复一年地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专业技术人才。这些专门人才技术精湛，只需把国外的发明创造加以解剖，稍加改进，就大批量生产制造，投放市场。这就是日本职业教育的成果。
    如是见闻令俞仲文震撼：现代化建设既需要大批高级研究型人才，也需要大批具有实践经验和较高技能的生产、管理、服务、建设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不仅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是现代化本身的重要标志。我国的人才结构之所以呈现不合理的“葫芦型”，而不是像发达国家的“橄榄型”，正是高等职业教育欠发达的缘故。
    正是在这种认识下，1992年6月，俞仲文开始全力投入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创办中，并且在短短十几年内将之建成中国职业教育的典范之一。

技工的渴望

    有俞仲文经历和认识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的企业长期被“技工荒”折磨，其后遗症是，虽然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品产量巨大，在全球数一数二，但是品种少且档次低。
    常常有这样的新闻见诸各种媒体：某企业开出年薪××万元的高价聘请高级技工，但未能如愿；某地区的高级技工月薪五六千元、年薪十几万元已经寻常，汽车修理工等技术工人的最高年薪定在相当于或高于博士的水平；某地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而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往往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被预订一空等等。
    物以稀为贵。价格杠杆向供方市场的倾斜反映了我国当前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稀缺的现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经公布数字称，目前全国城镇企业共有1．4亿名职工，其中技术工人有7000万人，而在技术工人中中级工占30％,高级工仅占5％左右，与发达国家30％~40％的水平相差不小。长期以来人们不屑的观念，技工卑微的地位、微薄的工资，职业教育的冷清等，这暗示着，随着老一辈技工的退出，车间将无人接过他们手中的钳子、扳手。
    有研究者表示，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必须拥有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否则将永远承接最低层次的世界分工，做最苦、最累、最廉价的部分。
    耐克集团将加工厂从中国迁往越南的消息一度震惊国内企业界。不少有识之士在感叹“中国企业的劳动力优势在缺失”的同时提醒中国企业，要将竞争优势从粗放式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向集约式技术优势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说：“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将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世界各国的企业和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设厂，越来越多的产品将打上‘中国制造’而运往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中国制造’的技术人才就成为关键。”

职教的机遇

    俞仲文在他的文章中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他的理由是，一是近年来国务院连续召开了几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先后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文件，职业教育已经进入中南海的视野。二是中央政府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2006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正式启动了被称为“高职211工程”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安排20亿元专项资金重点支持100所左右的示范性高职院校。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即将迎来欣欣向荣的春天。
    不过，有些研究者提到，中国经济发展已然到了一个关键点上，产业升级向上已经成为必然，这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并驾齐驱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能成为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专家如是说。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教育往后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正像许多业内人士指出的那样，职业教育整体上内忧外患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意思是，由于人们观念上的不认同，技术工人的身份、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再加上各种配套政策的缺失，使得大多数家长都不愿意将孩子送往职校，也使得大多数职校生都觉得自己的出身不够体面；职业学校内部也是问题复杂，办学条件差、教师整体水平不高、管理层观念滞后，不少学校实际上是在挨日子，怎么能指望它们成为能工巧匠的摇篮呢？
    俞仲文建议，要给高职毕业生以应有的名分和实惠。就给“名”而言，各级政府应采取多种激励措施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形成全社会尊重技能型人才、崇尚技术和技艺的良好风尚，扭转那种脱离社会实际需求、有碍民族昌盛的人才价值观念；就给“利”而言，要通过大幅度提高技能型人才收入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高职院校学习。“政府和社会各界只有切实采取措施，保障职业教育的学生毕业后享有较高的待遇，我们的高等职业教育才会越来越受欢迎，蓬勃发展的春天才会真正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