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日美贸易战，最终以日本失败告终。笔者有幸阅历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繁荣，也见证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以及由此带给日本的一连串灾难。站在第三者立场研判日美贸易战，从中应该汲取哪些教训？如何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对中美经济关系和中国经济现状作出另一种解释，也许会对人们有所启发和参考。

日美贸易战日本战败的外因

    任何事物发展和变化都源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日本在这场贸易摩擦博弈中铩羽而归，外因是美国主导对日经济政策强硬化，内因则是日本缺少大局观，没有从战略角度处理当时的问题。阴谋论也好，外因论也罢，美国在日本经济泡沫化及10年衰退与低迷中确实扮演了一个不负责任的角色。
    一是广场协议限制了日本政府调控经济能力。针对日本贸易从上世纪70年代起持续扩大的顺差和美国贸易严重失衡，逆差占到GDP6％以上。1985年，美国主导西方五国在“广场协议”上签字。五国同意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让高估的美元实现软着陆，以及继续维护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此后我们看到日元连续10年升值，从240日元比1美元升至79日元比1美元，升值幅度达67％。其间，日本政府一直坚守“广场协议”，维护美元地位，明知美元资产在贬值，也不得不指导日本企业大量购买美元资产；明知经济有些过热，却不能收紧银根，结果刺激日本经济过度扩张。同时，由于日元升值、外汇储备增加及升值预期，使得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日本，内外资金大举进攻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开始疯涨，产生泡沫经济。显然，遵守“广场协议”，捆住了日本政府的手脚，导致经济有所失控。
    二是“广场协议”堵住了日本经济复苏出路。美国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走势，不仅一直削弱日本产品的竞争力，而且还隐含某种特殊目的。在1993年和1995年日元急剧升值的高峰期，正值日本经济依靠出口带动恢复的关键时期，而出口增速回落，日元升值速度也回落。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始终在主导干预外汇市场。
    三是“广场协议”让日本忍受损失却不能自主避免。美国金融机构掌握了大量国际流动资本，响应美国政府政策干预信息，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带头大量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或其他货币，实现美元贬值。这意味着美国机构在不断地卖出贬值资产，买入升值资产，实现新增资产和既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日本政府必须按照协议，指导日本金融机构适当进行反向操作，即放弃购买升值的日元资产，去购买正在贬值的美国国债、股票、房地产等，眼睁睁地看着新增和既有海外资产不断贬值。

美国对日经济强硬政策的背景

    一是美国难容日本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不仅规模大、增长快，而且“挤压”了美欧国家发展的空间。相形之下，美国经济长期受到贸易、财政和消费三大赤字困扰，“滞胀”局面难以摆脱。1987年，美国经济经历“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经济衰退，危机四伏。随着洛克菲勒总部大楼落入日本人手中，有人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正面临着与大不列颠相同的命运。日本不断有评论家口出狂言，称“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也叹息“冷战结束了，输者是苏联，赢者却不是美国，而是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美掀起日本“威胁论”，得到了各界广泛认同。冷战结束，美国具备条件，可以对日采取强硬政策。
    二是美国在反复要求日本开放封闭市场无效后，最终采取外部封堵措施，痛下杀手。战后美日贸易发生摩擦，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双方开展纺织品贸易谈判开始，直至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两国政府之间商谈结构性协议，两国就经济关系几乎所有领域的议题进行全面磋商。
    外国产品和投资进入日本市场时会遇到各种障碍。这些障碍有些是隐藏在政策实施细则里，有些障碍是日本行会、商会的一些不成文规定在起作用，更加令人难以应对的是在岛国意识主导下，日本国民价值观非常讲究团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就是排斥外来竞争，就是不喜欢购买外国产品。这令美国非常恼火，既不能起诉日本，又不可能让日本国民洗脑。有时，美国甚至对日提出一些“无理要求”，强迫日本政府让步。如要求日本汽车出口实行自主限制；要求日本半导体出口设定目标，等等。1992年,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甚至亲自出马，访问日本，坐镇指挥对日磋商。每逢这种情况，日本总能巧妙地想出对策，以一些表面让步与美国达成协议。事后，美国政府很快就发现日本的让步不过是一种象征性措施，收效甚微。美国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已经无法收手，最终只好在外部封堵，以逼日元升值为手段，堵住日本出口，甚至不惜让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和衰退。

日美贸易战日本战败的内因

    一是过多地依赖国际市场。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竞争力十分弱小，对进口产品的大量需求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为此，日本从国家角度研究、制定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一系列配套措施，最终演变成一种制度化、长效化机制，这就是战后著名的“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在日本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下，上世纪50年代，日本出口以轻纺品为主，为经济复兴立下功劳；上世纪60年代，日本出口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出口大量增加，贸易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带动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上世纪70年代，借助两次石油危机，日本出口产品节能特点突出，深受国际市场欢迎，贸易收支顺差持续扩大，日本经济甚至比拥有资源的美国还率先走出危机，实现复苏；上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呈现咄咄逼人之势，一批具有代表性产品出口达到世界第一或位居前列，如钢铁、造船、机械、化工、电器、汽车等。出口不仅成为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追赶美欧的功臣，更是日本国家的光荣与骄傲。然而，日本经济不管环境如何改变，继续追求出口利益，在全世界“一花独放”，最终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二是日本坚持发展制造业、完整的产业链和过分扩张产能，形成扭曲的结构。日元急剧升值以后，日本出口产业主动调整，将“重、厚、长、大”的产品进行积极改造，大力发展“轻、薄、短、小”的产品。于是，日本电器、自动化办公设备、精密仪器、机器人、半导体芯片、汽车、高端钢铁等产品迅速成为新一代出口主力。美欧国家企业几乎无法抵御，市场份额大量沦丧。强大的竞争力进一步刺激日本制造业加大投资，扩张产能，发展出口，形成了过剩产能，经济结构发生扭曲。
    三是日本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与发达的制造业相比，日本金融、信息、创新和知识产业发展滞后。特别是金融业竞争力弱，缺少国际知名的一流企业。1990年，摩根斯坦利指出，日本股市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应该卖出。于是，国际流动资本率先离去，引起日本股市最初暴跌。但日本四大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反应，等到股市一路下跌直至1995年，日本金融机构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再想采取措施，为时已晚。
    四是日本多储蓄、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的政策，导致内需不足。如果说出口是日本经济的第一动力，投资则成为第二和从属性动力。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视消费为经济消耗，置于次要位置，制定政策总是优先考虑企业利益。长期以往，造成消费规模过小、内需不足、生产过剩，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外部需求生存和发展。
    五是日本政府的失误。
    首先，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上签字、采取对美协调政策，却没有从根本上考虑如何处理内外经济关系，没有从整体战略考虑问题，更没有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调整。
    其次，在国际政治意识上，日本没有认识到冷战结束、东西方格局打破后，美国已经可以腾出资源全力发展自己，以及为了保持在世界上的强大地位，有条件地对具备挑战者资格的国家采取措施，包括采取强硬措施。
    其三，日本政府任由国内外流动资本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日本央行甚至没有对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进行监控。当泡沫破灭时，日本政府又没能及时指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出妥善处理不良资产的对策。
    其四，日本政府认为出口大量增加是经济竞争力高的表现，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是国民财富的增加，这对日本有利无害。日本制造业出口产品竞争力强，这是日本的骄傲，却也是将日本经济送上“断头台”的始作俑者。过度发展出口，与和谐发展的基本准则背道而驰。
    其五，日本政局动荡，政策过于摇摆。上世纪90年代，面对泡沫经济破灭这个史无前列的难题时，日本前后更迭总理9次，改组内阁十几次。频繁的政策摇摆，令日本政治家和经济智囊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