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超过1．2万名享受免费师范生教育的学子即将走进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作为师范生重开免费之门的首批获益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中西部地区，4年后他们将为家乡的基层教育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
    笔者近日在云南一些高校采访时发现，不少高等教育界人士对免费师范生计划非常关注，与基层教育战线联系更为紧密的省市属师范院校的师生呼吁这一政策更多地向西部地区师范院校倾斜。

“云南基教师资全靠地方师范支撑”

    来自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会泽县农村的张秋（化名）正在一所市属师范院校读大二。她说，当初选择师范院校，就是因为相比之下学费比较低，但现在每年近40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每个月怎么省也要200多元的生活费仍让她的家庭无力负担。上一学年的学费还欠着，眼看着又要进入新的学年了。
    “我们学校像我这样贫困的学生还有很多。刚听到实行免费师范生教育的消息时，我们议论过，我们怎么没碰上这么好的时机？”张秋说，“但是想一想就释然了，以我当年的高考成绩是考不上这6所高校的。”
    大理学院副院长李翔说，学费较低、师范奖学金较高、毕业后工作也比较稳定是许多寒门学子首选师范类院校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师范院校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学生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并且，省市级师范院校学生的贫困状况往往更为严重。
    根据玉溪师范学院学生处的粗略估算，该校60％以上的学生来自老、少、边、穷地区，农村户口的学生有80％，家庭无任何经济来源的特困生约为10％。
    与此同时，这些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大都回到了生源地任教。曾任6年云南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的李翔估计，云南省10余所本科师范院校的毕业生80％以上都回到了基层教育战线任教。
    玉溪师范学院2004年至2006年的2373名毕业生中，有68.7％去了基层教育单位。该校毕业就业处曾经对毕业生作过回访，许多毕业生留在村小等最基层的教育单位，其中“一师一校”的还有很多。
    “可以说，云南省整个基础教育的师资全是靠地方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撑起来的。”李翔说。

“对教育的支持更应该雪中送炭”

    张秋将来也要回到家乡，成为她众多师兄师姐中的一员：“现在城里的中学招老师几乎都要求硕士以上，或者是部属高校毕业。像我们这样学校出来的，连简历都投不进去。我们有下基层的准备和决心，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机会呢？我觉得我们才是最需要免费师范生教育的人。”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陈垠宏认为，部属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多半都投身到已经具备优势资源的学校和地区。细数当年同班同学的毕业去向，他发现，除了考研、改行的同学外，绝大部分都去了省、市级中学，有的已经挑起了所在学校历史教学的大梁。他自己也在昆明一所重点中学任教。
    “而最需要老师的恰好不是这些地方。”陈垠宏认为，部属师范院校的经费投入比较有保障，如此稀缺的免费师范生教育名额全部投入6所先天占优的学校，进一步强化了优势教育资源的集中，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大理学院副院长李翔说：“对教育的支持不能是锦上添花，而更应该雪中送炭，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应该向能为农村地区输送人才的地方师范院校倾斜。”
    玉溪师范学院院长熊术新认为，“我们这类学校贫困生和民族人口的比例高，又能够承担起往基层输送教育人才的任务，如果政策能够有所倾斜，既加大了对贫困生扶持的力度，同时贫困生又能够下到基层，这不是一举两得，实现了政策的效益、效能最大化吗？”
    熊术新认为，高等教育制度本身就将人才分了层。“我们为什么不要求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一定要来乡下呢？为什么就算你要求，他都不来呢？现实的分层、切割是很难通过道德化的感召、通过一个政策就抹平的。从制度设计上来说，6所部属高校是全国师范教育的品牌和龙头，应该示范和带动我们这类学校的学科建设。同时把钱投入到心理期待、服务层次上都能够契合基层教育需求的地方师范院校。这样部属和地方师范院校都找到了为边疆服务的接口，也能使各自层次上的服务效能实现最大化。”

为西部农村中小学创造稳定的师源

    其实，1．2万名享受免费师范生教育的学生显然难填全国基层教师缺口，在6所部属师范院校实施免费仅仅是一个尝试。但接受采访的云南教育界人士无一例外地将此视为国家重视师范教育、重视农村基层教育的强有力信号，并对这一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前景有更高的期待。
    李翔建议：“不要将师范生教育变成免费教学，免费了就不珍惜了。全免费的学生要是产生了怠惰、消极情绪，成绩不好怎么办？我觉得可以将师范生奖学金定得高一些，或是到基层去的师范毕业生用逐年退回学费的方式来奖励他。”
    熊术新也认为应该奖励“出口”而非“入口”：“如果你真的愿意到国家倡导的地方去服务，你的助学贷款就减免、或是优惠。奖励‘出口’，可能这样的制度设计会好一些。”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刘徐湘博士建议：“与其把钱投到个别学生身上，不如投到改善西部院校整体办学条件和设施上。”
    李翔也认为：“既然要提高教师水平，就要提高师范院校的整体教学水平。”由于地方院校的拨款往往视当地财政状况而定，西部地区师范院校往往经费紧缺，师资匮乏。
    几位专家同时也指出，紧缺的并不只是师范院校的经费，还有基层教师的编制。近几年，即便是面向广大农村的地方师范院校，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由于农村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负担，编制掌握在人事和财政部门手中，就算师范毕业生想下基层，也常常卡在“编制”这一关。用刘徐湘的话说：“农村学校不是不缺人，而是财政困难没有办法增加编制。”他呼吁当务之急是增加编制，“让更多师范毕业生‘下得去’，为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创造稳定的师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