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光：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国南京气象学院大气探测专业。１９９９年任中国气象局副局长，２００７年任中国气象局局长、党组书记，国际地球观测组织联合主席。

　　气候变化有很大不确定性，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做出正确的判断
　　记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最近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为什么会举世瞩目？
　　郑国光：ＩＰＣＣ评估报告反映了当前国际科学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识水平，是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科学依据。同时，它还是气候变化外交谈判的重要科学依据，对谈判走向有重要影响。
　　第三次评估报告促进了《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第四次评估报告对２０１２年后《京都议定书》进程的影响不可低估。
　　记者：作为政府评审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您在评审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郑国光：各国代表逐行审议报告，过程很艰难，争议很激烈，往往在报告最后文本的措辞上争执不下。
　　例如，在描述全球升温对物种的可能影响时，第二工作组报告的“决策者摘要”指出：“如果全球平均温度增幅超过１．５℃—２．５℃，２０％—３０％的动植物物种可能面临灭绝的风险”。这种表述会给人以全球物种１／５以上会灭绝的印象。而实际上，目前所开展的研究仅涉及到全球数万个物种中的几百个物种，显然这样的描述缺乏科学依据。我国代表团提出修改建议，即限定为“所评估物种的２０％—３０％”，使得结论更为严谨，避免了对未来影响评估的主观和不严谨的表述。
　　记者：但一些西方国家因此指责中国代表团是在淡化气候变化对自然的影响，从而减轻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
　　郑国光：看到这样的言论，我们代表团很气愤，很痛心。
　　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气候变化在科学上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未来１００年全球地表温度将继续增暖１．１℃至６．４℃的预测，是由各国２３个气候系统模式、５８次数值试验得出来的结果。这些数学模式是否能准确反映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其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毕竟，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相当复杂。要以科学研究结论和客观观测事实为依据，以科学的态度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发出的坚定、负责任的声音。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大，预报预测难度加大
　　记者：根据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带来了哪些影响？
　　郑国光：中国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大，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加剧，自然生态环境变差，粮食安全压力增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记者：您提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大，这对气象部门的预报预测及防灾减灾尤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郑国光：确实是，预报预测的难度更大了。例如，今年我国遭遇了罕见的暖冬，该下雪的时候不下，不该下雪的时候却一下子把几个冬天的雨雪都下了。本届亚冬会在吉林长春举办，以往应该是冰天雪地的长春却一直没下大雪。然而，３月２日至５日，东北遭遇暴风雪袭击，积雪高度超过１米，１００多万人受到影响。降雪量达１０毫米以上就是暴风雪，这场罕见的暴风雪降雪量却达到５０—７０毫米。这给气象部门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对降雪量量级的区分还要细化。如同台风的分级一样，原来最高只有１２级以上，随着强台风的增加，现在台风量级最高达到１７级。
　　记者：在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预报、预测方面，气象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
　　郑国光：我们正在进行业务技术体制改革，要建立多轨道、集约化、研究型、开放式的现代气象业务。同时，利用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现代化手段密切监视天气气候变化，发展中国自主创新的数值预报模式等等。这些对提高天气预报、气候预测准确率将起到重要作用。
　　全球气候变暖会加重灾害对我国的影响；要让适应气候变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郑国光：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生命期长达５０—２００年。即使人类从现在开始不排放，由于气候的“惯性”，全球气候仍然是要变暖的，全球地表气温在未来１００年持续升高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
　　因此，对我国来说，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威胁是当务之急，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来减缓气候变化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要让适应气候变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可持续发展能够有效地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气候变化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要分轻重缓急，有序应对。
　　全球气候变暖对东亚地区影响最大的领域是自然灾害、农业、水资源、疾病等。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全球气候变暖会加重灾害的影响。应当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增强防灾减灾、农业生产、水资源保障、公共卫生服务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记者：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怎样去适应气候变化？
　　郑国光：中国很多地区还是靠天吃饭，气候变化将导致我国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气温每升高１℃，蒸发量增加６％—１０％，土壤失墒现象严重，对农作物的生产将产生影响。由于局部干旱高温危害加重，气象灾害造成的农牧业损失加大。气温升高将导致农作物病虫害增多，增加农业成本。据我国科学家预测，未来中国农业生产除了灌溉冬小麦外，水稻、春小麦、棉花等作物都会由于气候变暖而面临减产的危险。
　　各地需要采取的适应措施主要包括：调整农业结构和种植制度，强化优势农产品的规模化、区域化布局，强化高产、稳产的集约化农业技术；选育抗逆农作物品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还有潜力。减排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也需要全社会努力   
　　记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我们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郑国光：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为减缓气候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国家制定了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节能法、可再生能源法等，实施了植树造林、计划生育等一系列有利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行动，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２０％的约束性指标，即将颁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等。
　　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还有一定的潜力。首先，我国能源使用效率较低，还要继续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其次，目前我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占能源总量的比例还不高，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潜力很大。第三，人们“保护气候”的意识不是很强，要倡导绿色消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控制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