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3月开始，10名20岁出头的湖南师范大学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开始了以井下矿工为调查对象的社会调查。
    两年中，他们走访了湖南30多处煤矿，并3次下井调查，与数百名煤矿工人直接对话，最终形成了两万多字的调查报告——《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今年两会期间，该调查报告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郝如玉的关注，并得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李毅中局长的批示。
    这些“80后”，大多有着在城里生活成长的经历。然而，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正在感动着更多的年轻人。

要钱还是要命？对矿工来说，答案其实很简单

照片：安全生产是煤炭行业最重要的一环。在频发的矿难中，最直接受害的是井下作业的煤矿工人，而波及的却是整个家庭。矿难的发生把井下工人置于一种危险状态，而经济上的困窘，却是他们前仆后继的主要原因。曹渝等10名大学生供图

    “干我们这行，死伤是难免的，只是多少、谁碰到了的问题。来矿里工作时间长了，什么都不想，只想多挖点儿煤，多挣点儿钱。”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赤峰煤矿矿工肖志海告诉调查队员，煤矿工人的生活中每年都有事故发生，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这位时年47岁的井下煤矿工人的一席话，给调查队员留下很深的印象。这项调查的组织者之一曹渝说，很多人都在想：问题的成因是什么？
    据悉，这些学生最开始形成调研的想法是源自报纸上很多关于矿难的报道。“我们看后心里特别难受，就想去了解这个群体。”
    两年中，他们共调查煤矿工人545人。
    问卷反映出，大多数矿工的家庭人口在4个以上。一个已婚矿工要负责4个人的生活；未婚的矿工也需要攒钱建房、结婚、生子、供老。他们每天得在井下工作七八个小时，有的甚至在10个小时以上。其中一些人，在矿里上班之外，还得在家从事农业生产。
    一个姓文的农民合同工，工作了12年后，发现患了三级矽肺病，最多只能活一年了。矿老板知道后提出“一刀切”，付1万元返乡费了事。“文伯被逼得没办法，除夕夜里拿着农药去矿主家，以死相逼……”曹渝说，事实上，有很多矿工在矿难中致残了，却还要依靠挖煤维持生计。
    调查显示，处于这一群体中最底层的农民煤矿工每月工资一般只有千余元，几乎没有任何福利保障，可是在接受调查时，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
    其中，钱是诱因：在一些煤矿，工人采煤有可能拿到2000元或者更高一点的工资。这和一些务农的家庭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收入相当。因此，很多人都把自己当成赚钱的工具。让工人感到压力最大的是矿难，这一方面意味着工友的离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煤矿停产，收入减少。
    湖南浏阳澄潭江卫星煤矿工人陈湘平直言来煤矿打工完全是因为生活所迫：他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在外打工，小的在读大学，一年开支要1万多元。加上家里盖房子，欠了一屁股债。
    “这里每个月能挣一两千元，挖煤赚钱比务农来得快。”陈说，工人们也都怕死，但就算井下瓦斯量大，干不干活儿也得听领导的。井下发生火灾是经常的，只不过抢救及时，都扑灭了，才没有酿成事故。
    “要钱还是要命？对矿工来说，这个看似两难的选择，答案其实很简单。”曹渝告诉记者，矿工和家属对生命的漠视让他们很震惊，在许多地方，一家人中好几个甚至全部在煤矿打工的事情比比皆是。他们调查的工人中，年龄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只有16岁。
    参与调查的白卓灵介绍，她曾走到一户人家，家中70岁的老奶奶在交谈中透露，自己原来有3个儿子，前几年第二个儿子在村上的煤矿上班时窒息死亡。之后，大儿子因为背负债务，压力太大，整天以酒消愁，已经患上酒精中毒。小儿子要赡养老母亲、抚养二哥的儿子，甚至还要扶助大哥，至今连媳妇都没娶上。
    实际上，多数矿工对于安全状况并非不在意，而是无可奈何。
    澧县赤峰煤矿矿工肖志海承认，他对电视里有关煤矿事故的报道很关注，每次下井都忐忑不安，不晓得还能不能上来。“担心害怕有什么用，越想思想负担越重，所以不想了，过一天算一天。”

有些煤矿工人“摁手印”领工资

    家庭经济压力和相对可观的收入，并不是多数矿工从事这一职业的全部原因。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矿工的职业技能低下，就业困难。从事简单的挖煤工作，是谋生的必然选择。
    以煤矿工人陈湘平为例，43岁的他只有小学文化，并且没有像木工、瓦匠、漆工之类的专业技能，“一辈子种田，现在只能卖个劳力，而挖煤只要有力气就行”。
    陈湘平还不是偶然的例子。调查显示，82％的煤矿工人文化水平在高中以下，62％的煤矿工人没有任何职业技能，48％的煤矿工人因为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做，迫于生计不得不到煤矿做工。“对于煤矿工人来说，贫穷比危险更可怕。”
    而调查中有些煤矿工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领工资时还是采用传统的“摁手印”方式。许多矿工的语言表达能力低下，每天的生活就是挖煤睡觉。
    最初到澧县调查时，曹渝等大学生发现：工人根本看不懂调查问卷。当被问到如“你坐在电影院是否会感到害怕”、“你坐在飞驰的小轿车里是不是会感到害怕”这样的问题时，矿工通常会反问学生们“电影院是什么？”“小轿车是什么？”
    沟通非常困难，填一份调查问卷一般要花上半个多小时。参与调查的大学生意识到，问卷上的大部分问题，对于整天埋头于煤炭世界的矿工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不清楚问题的含义。
    这让学生们开始改变方式，他们抛开了原来的问卷，改为一对一的访谈，并“跟随矿工上下班，插空访谈”，把原来的“心理学术用语”改为最通俗的大白话。
    他们发现：煤矿工人的文化程度对安全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把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矿工组和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矿工组作对比后发现：文化程度高的工人的安全感明显好于文化程度低的工人。文化程度越低，对问题的认识能力越有限，对其进行安全培训难度越大，培训效果越差，安全意识就越难深入其心。
    而学生们在调查中发现，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矿工占了82.7％，高中以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了27.3％，其中大专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仅占5．4％。煤矿工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对矿工的心理安全感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

煤矿企业两极分化严重

    许多调查队员在快要结束时都不约而同地对一个现象进行了思考：为什么同是一个地域的人，有人的财产有千百万元，住洋楼开小车，而大部分人的经济条件却依然没什么明显的改善？矿区不但没有因为煤炭带来的财富兴旺繁荣起来，反而变得环境越来越差，植被破坏、耕地受损、空气污染、废弃的煤矸石堆积如山。
    这给队员陈萧带来的思考是：一是资源开采造成贫富悬殊；二是矿区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触目惊心，煤炭开采殆尽后，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仍将面临生活困境。
    大学生们发现，煤矿企业内部收入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私有煤矿老板年收入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元，甚至更高；部分煤矿企业的管理人员月收入达到3000元~4000元；而一个承担生命风险的煤矿工人的月收入大多在1000元~2000元之间。
    宁乡县某国有煤矿工人胡明说，挖煤的按照挖煤量计算收入，每车可提成15元,优质煤17元~25元。“每个月平均1000多元，好的时候有2000元。”
    胡明说，矿里的管理干部少说每个月三四千元，过节有补助，年底还有分红，平时有车接送。算起来井下的工人要养三四个不做事的（管理干部）。“企业的收入是我们直接创造的，凭什么我们天天下井的比那些不下井的领导少挣这么多？”胡明忿忿地说。
    调查中陈萧发现，52.6％的矿工认为煤矿企业分配不公平。这种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煤矿企业内部的安全稳定。即使在一个家族里，矛盾也清晰可见。
    他们曾在浏阳调查了3天，一个女孩的父亲，50岁出头，每天晚上7时拎着矿灯上班，第二天早上7时从井下出来。每天能挣四五十元就不错了，而当煤矿老板的叔叔，却带着两个儿女，安逸地住在矿区外新建的四层洋楼里。
    但煤矿的领导也有一肚子苦水。调查中一位负责人一脸忧愁，他的苦恼是——这个矿已经开了30多年，10年后采完了就没的采了，该怎么办？
    一座年产量4万吨煤的煤矿的副矿长杨某说，工人往往不知晓生产的责任和投资的成本。他们几个老板每年要交20多万元的税，还要负责抽水、通风、木料、石料、炸药、机械等成本。
    杨副矿长称，他最担心工人想不通，玩命、闹事。有些煤矿工人书读得少，有矛盾总是拼命。上个月，老板刚买的奥迪车就被人划了，其他几个矿长也提心吊胆，“搞不好哪天车就被人砸了。”
    曹渝等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恨或仇视心理，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也可能扩散。因此，严重的收入差距会造成煤矿生产环境的不安全。
    更让他们关注的是，煤矿企业劳资关系问题严重，煤矿工人权利保障难。由于在社会转型、企业改制中，原有的利益平衡格局被打破，部分煤矿企业利用优势资本地位，滥用权力，规避责任，致使煤矿企业中，劳资冲突严重。
    接受调查的矿工中，有72％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53％的工人没有加班费，47％的没有办理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其中89％的农民合同工没有办理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一线煤矿工人中农民合同工占87％，但企业内部正式职工与农民合同工的待遇差异很大。同时，很多企业采用“隔月工资制度”，套牢农民工，保证企业工源。这些违法现象的长期存在，将煤矿工人置于一种艰难的处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