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48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医院获得了首批“全国诚信民营医院”的称号，并将从深圳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现身说法”——开始“全国诚信民营医院万里行”。就在第二天，同样是民营医院的上海协和医院因存在多种违法、违规行为，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此前，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已对上海协和医院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擅自开展母婴保健服务等问题给予了四次行政处罚，并取消了医院一年的“医疗广告证明”。这让本来就遭遇诚信危机的民营医院又一次蒙羞。
    有数据显示，不久前，上海一个月发现23家医院存在不良职业行为，其中民营医院占21家。辽宁最新的督察结果表明，在发布虚假广告的68家医疗机构中，结果民营的占了绝大多数。
    “我们必须为行业内的那些不诚信者埋单。”新疆佳音医院院长黄卫东和深圳深联医院院长廖志仁表示，作为行业协会的两位副主任委员，他们无法做到清者自清。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秘书长赵淳说，他们将动员更多的民营医院加入创建诚信民营医院的行列。

民营医院的“病根”

    在2月5日的“全国诚信民营医院万里行”启动仪式上，无论是中国医院协会会长，还是卫生部医政司的处长，讲到民营医疗机构的数量时，都不约而同地说是“数千所”。
    “每个地方都在批，谁也不知道究竟批了多少家民营医疗机构。”赵淳坦言，大概4000家左右。政府没有数据，协会也没有力量对此进行统计。目前，协会能做的只是通过各种活动和倡议，逐步把一些真正有志于做医院的拉过来，让他们知道诚信才是生存的基础，诚信也能换来利润。
    每次参加民营医院院长们的会议，都能感受到这样一个怪圈：老百姓痛恨那些坑人的民营医院，民营医院在抱怨社会的不理解和政策的不公平，政府在批评一些民营医院唯利是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机制灵活，管理有效，没有负担。这是许多专家眼中民营医疗机构的优势所在，也是它们能与公立医院“抢饭吃”的法宝。
    “但这些优势远远无法弥补我们在政策上受到的歧视。”深联医院廖志仁院长说，尽管许多民营医院已经通过多年努力逐步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但在政策层面上，税收、财政补贴、工商管理费等让一些起步较晚尚无积累的民营医院不堪重负。
    根据业内公认的测算结果，税收负担（主要是营业税及所得税）占到民营医院总收入的8％左右。而公立医院不仅没有税收负担，而且还有补贴。
    2月5日的创建诚信民营医院会议上，一位院长对记者说，民营医院的“病症”表现为诚信问题，但其“病根”却远没这么简单。
    在这位院长看来，除了税收、财政补贴等因素外，人才问题也是制约他们发展的一大障碍。许多公立医院规定，一些资深医生即使退休后也不能为本地其他医疗机构服务，否则拿不到退休工资。对于在职的医生，更是卡住不给档案。许多时候，他们挖来了人才，由于不能给这些人才晋升职称（只有大型公立医院才有评审资格）等原因，很快又流失了。
    他说，过去还可以经常请一些大医院的专家来“走穴”，现在管理严了，这条路也基本被堵死了。
    当黄卫东院长说起如今民营医院大都在“看谁能活下来”的时候，常常会遭到这样的质疑：当初有谁逼着你们投资医院了吗？黄卫东苦笑。
    新中国直到1997年，国务院才下发《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其他社会力量和个人可以兴办医疗机构，以作国家、集体之补充；社会力量和个人办医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策的大门这才正式敞开。
    2000年，原国家体改办、卫生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城镇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给出了私立医院管理的大概框架——把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规定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
    这一文件被人们理解成了“医疗卫生改革市场化的信号”。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大批民营医疗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上百万、几千万元已经投进来了，不可能说撤就撤，一些医院只好铤而走险。”一位曾在一家公立三甲医院从事管理工作多年的民营医院院长说，虚假宣传、违规医疗等行为正是由此而生。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营医院”是个假命题

    “政府主导的医改走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营医院？”接过记者的这个问题，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梁铭会笑了。他说这是个假命题。与其这样看，倒不如换个角度：中国的土壤上能成长出什么样的民营医院？
    他解释说，西方许多国家的私立医院都是一些大财团、大家族在赚钱后回馈社会的产物，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在我国，目前要说哪个民营医院不想赚钱，没人会相信。
    据了解，我国将民营医疗机构分为营利性的和非营利性的。而记者了解到，大部分地区不容许民营医院注册为非营利性的。即使部分地区容许，也只是帮助民营医院规避税收的策略而已。“政府部门说了，喜欢哪种就注册哪种，随时可以修改。”温州一家民营医院院长说。
    正如许多专家及业内人士所批评的，这种将医疗机构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管理办法，“要么太超前，要么不懂国情”。
    梁铭会同时给一些对外资抱有幻想的人泼了一盆凉水。“如果是做慈善，外资会首先选择在自己的故乡建医院，而不是大老远跑到中国来。”他说，外资无一不是冲着利润来的。
    此外，不同的医保支付制度决定了不同的医院形态。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说，如果政府资金直接补贴给病人，那么病人可以选择政府认可的任何医院。在这种情形下，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平起平坐，发展形态也可能类似。如果政府资金补贴给公立医院，则大不相同了。这种情形下的民营医院只能走高端化、专科化的路。
    “这就是中国的土壤。”梁铭会说。当然，他所说的土壤还包括中国人口众多、医疗资源相对短缺、公立医院管理效率较低等。这也是一些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的民营医院能够生存的原因。
    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院长官员，没有人能描述出中国民营医院未来的图景。赵淳说，尽管政府在各种场合说要“积极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行业”，作为“有益补充”，但让这些资金进来干什么、怎么干？没有说法。
    “协会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把一些有益的经验让更多的民营医疗机构知道。比如，现有的成功者，无一不是靠诚信起家的。”赵淳有些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