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出入于一幢幢商务写字楼的“白领”，常常被形容为“职场蚱蜢”。这些以高学历、高职务、高收入“三高”人群为主体的劳动者，竞争力不弱，归属感不强，在一些企业“重契约，轻协商”的氛围下，往往会为了个人发展而频频“跳槽”。
　　上海探索的“楼宇职代会”，在每幢写字楼内组建一个共商共决组织，为众多“白领”打通了维权和利益诉求的渠道，不少“蚱蜢”因此不“跳”了，超过九成员工表示愿同企业“患难与共”。这一探索，对于一些正在发展“楼宇经济”的城市也有几分借鉴意义。

从“职场蚱蜢”到“患难与共”

　　“大楼高耸，白领出入，单位不大，维权挺难”，上海市总工会归纳的这16个字，是当前上海蓬勃发展的“楼宇经济”面临的一道课题。
　　在以“楼宇经济”为主要企业形式的静安区共有115幢商务写字楼，由于楼宇内难以开展工会工作，企业民主渠道不畅，员工对企业忠诚度较低，不少“白领”“跳”进“跳”出，企业只能忙着迎来送往，生产效率因此大打折扣。
    如何让员工内生出与企业一致的价值观？
　　地处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的律德大厦创设了“楼宇职代会”，并推出一系列制度安排：职工代表名单必须公示；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表决；通过劳资协商确定企业工资共同标准，并进行备案；劳动合同签订方式上，采取“职工代表定框架，企业确认”的会签制。
　　“第一个吃螃蟹者”，收获喜人。律德大厦近日完成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楼宇内41家企业近400名员工中，94%的人认为自己和企业的关系融洽，90%的人对企业的发展前景充满希望，93%的人表示“愿意同企业患难与共”。

“楼宇职代会”的三大特点

　　在静安区总工会看来，律德大厦的探索颇见实效。
　　建立职代会制度以来，律德大厦内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100%，带薪年休假执行率达到98.5%，83%的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88%的企业建立了工资正常增长机制，77.5%的企业员工工资年增幅达8.5%，近九成企业实现盈利。
　　“律德模式”开始在全区推行。目前，已有88幢商务楼宇完成了“复制”。尽管每幢楼各不相同，但“可复制”的核心特点有三。
　　一是“全透明”地筹建职代会，让职工和经营者心服口服。筹建之初，楼宇所在街道工会应广泛集纳职场环境、规范用工等15个方面的诉求，然后确定职代会议题。职工代表的推选，须以共同协商、民主推荐的方式产生，并在每幢大厦的醒目处公示候选人的基本情况。
　　二是将职代会与集体合同制度紧密结合。“集体合同”的出台，须严格按照“提案-协商-表决”的流程进行。比如，律德大厦的《集体合同》由职代会41名代表投票，最终以38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这份合同得到了企业和员工的一致认同。
　　三是把职代会打造成一个平台，帮助“白领”充分行使知情权和参与权等各项权利。

一幢楼上建一个“共商会”

　　全国劳动保障学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教授钟仁耀认为，商务写字楼汇聚了大量非公企业，而一些企业不够注重员工的利益诉求，这造成了城市“楼宇劳动关系不和谐”的难题。上海探索的“楼宇职代会”新做法，将原本较难纳入职工代表大会管理体制的楼宇内一间间小公司或办事处，以“楼”为单位组建“共商会”，这打破了“一家企业一个职代会”的模式。
　　静安区总工会主席周文芳说，“楼宇职代会”的作用，在于上级工会代理下级工会维权，有助于化解非公企业工会独立性差造成“维权失灵”的现实矛盾。目前，这些组建职代会的写字楼里，劳资纠纷显著下降，职工和企业都觉得有了说话和沟通的地方，劳动关系变得更和谐、更稳定。
　　周文芳介绍说，眼下，一些楼宇正在推进成立民主管理共商委员会，以解决职代会闭会期间如何发挥作用、保障职工权益的问题。这个委员会的构成，包括工会方、企业方、员工方和社会特约方的共同参与，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为了拓展“白领”的维权途径，这些楼宇还将逐步建立定期约见企业法人和员工代表的“巡视制度”，并建立法律服务工作站，并设定一个时段为楼宇的“企务公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