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重庆警方出动300余名警力，在沙区歌乐山某酒店现场抓获该传销组织在重庆的两个团伙，以及受他们邀请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传销骨干共409人。 　　　　你知道中国的传销队伍有多大规模吗？
    “仅异地邀约的传销就有上千万人参与，还不包括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传销。”在北京南五环外的办公室，李旭这样回答。
    李旭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时光倒流5年，李旭的身份是传销组织中的小头头，网下发展了30余人，天天做着发大财的美梦。
    他自己也没想到，从33岁起，自己的名字会跟“传销”这个词紧紧连系在一起。

    “从一个歧途到另一个歧途”

    在亲友眼中，从2004年以来，李旭总是误入歧途———做传销是走入歧途，好不容易醒悟过来，却又走上了反传销的道路，又是一个歧途。
    李旭是四川阆中人，1993年到辽宁鞍山打工，1995年自己经营豆腐作坊，开始创业。1998年，李旭在鞍山买地盖了房，一家人才安定下来。
    用李旭的话说，经营豆腐作坊很辛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几年之后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总想着去南方寻找发展机会。
    2004年，小舅子的一个电话让李旭动了心。电话中，他被告知，在江苏徐州做水电活很挣钱，一定要去考察考察。
    2004年4月18日，李旭登上了南下徐州的火车。这一天，我国铁路第五次大提速，19趟“Z”字头直通列车从这天起登上我国铁路运输的舞台。
    “生活真会开玩笑，整个社会加速前进的时候，我却在开倒车。”提及往事，李旭这样说。
    原本不修边幅的小舅子西装革履地出现在李旭面前，与小舅子同住的朋友更是热情地欢迎李旭的到来。这些朋友不仅为李旭递上挤好牙膏的牙刷，而且双手端着洗脸水让李旭洗漱，让李旭受宠若惊。
    紧接下来的，是上课。李旭马上明白，这是传销。他觉得好笑，这些人疯了，怎么可能坐在那里就赚钱。
    尽管觉得被骗了，但看到大伙儿这么热情，李旭还是决定多留几天。这个时候的李旭，还是很坚定地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加入传销的队伍。
    然而，接下来几天的疯狂洗脑让李旭彻底晕了。在到达徐州的第七天，李旭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要了1万多元，正式成为一家公司的一名“老板”。
    “传销培训，是封闭你的信息、重复谎言的过程。它能抓住人性的贪婪、想走捷径的弱点，有诱人的一面，还加入了成功学，放大你的信心，让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再加上成功人士的现身说法，一般人很难不信。”李旭这样解释被成功洗脑的原因。
    在投入传销这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后，李旭乐此不疲，很快就发展了30多个下线。这其中，包括自己的两个姐姐。
    不仅如此，李旭还毫不惧怕。当派出所来查抄课堂的时候，他从容地指挥大家把板凳抢回来，还大闹派出所。母亲电话中骂他骗人、伤天害理，他则回应，自己是在做直销，还向母亲描绘美好的将来：洋房会有的，轿车会有的。
    然而，2005年9月9日，当李旭在网上看到《直销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之后，他终于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既不崇高，也不伟大，而且违法。
    脱离传销组织后，李旭一度连家门都不敢出。“做传销的一年多，不仅害了自己，害了家庭，还害了很多陌生人。”他一直想做些什么，可以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
    2006年3月，李旭买了电脑、装了宽带、建立了反传销的博客，试图通过自己的现身说法让更多的人别再上当受骗。
    2006年上半年，李旭在鞍山一边做着小生意，一边通过网络反传销。到了下半年，由于做了反传销网站的版主，时间精力越来越不够用，李旭干脆放下了生意专心反传销上。
    这样的举动让家人难以接受———母亲和妻子原本期望，李旭脱离了传销后能回到正常生活中，赚钱养家，好好过日子。没想到，李旭反倒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反传销。
    “经常，吃饭时接到求助者的电话，一说就是半个多小时。家人都吃完饭了，还得等着我洗碗。越来越多的电话费、上网费也让家人无法接受。“李旭说。有一次，凌晨一两点钟，李旭还在QQ上与求助者聊天，母亲拿着棍子冲过来要砸电脑。
    到了2007年，李旭的反传销工作更进一步，开始外出劝说、解救传销受害者。
    “很多人对我们有误解，认为我们是之前受过传销的害，现在是报复。其实不是。”李旭说，传销人员家人的感受非常痛苦，自己能体会到那种感情的折磨。
    在2006、2007年两年，为了反传销，李旭个人就投入了两三万元。2008年，因为不能忍受李旭的反传销工作，妻子与李旭离婚。
    现在看着朋友、邻居买房买车，李旭也有自惭形秽的感觉。在北京，李旭从来不跟自己的同学联系，因为没有勇气见他们。
    李旭承认，自己目前的生活并不正常，满脑子都是反传销，根本没有精力照顾家人。他也担心，这会影响自己14岁儿子的学业和未来。

    经费是“协会”的难题

    2009年1月10日，李旭牵头成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在此之前，民间的反传销一直存在，但力量分散。
    “从2007年我就开始寻求联合，自己做这件事，力量太单薄了。“李旭说，协会的前身曾设在河南新乡，搬到北京后才走上正轨。
    在北京南五环外的一个老式居民楼中，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8台电脑，两部电话，两个上下床，一个双人床，两套沙发，这些就是“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全部家当。
    经费一直是困扰协会的难题。尽管从2008年社会上开始有一些零星的捐款，但对于维持这个机构的运转仍是捉襟见肘。当租下这套房子时，协会连租金都付不起，几个工作人员每人出资1000元才解决了问题，尽管房租才1300元／月。
    “我们现在专职工作人员有十二三个，协会只提供食宿，办公室同时也是宿舍和食堂，工作人员没有工资。“李旭说。
    除去捐款，求助者提供差旅费，是这个协会的另外一个经费来源。如果有人向中国反传销协会发出求助，需要协会工作人员到外地进行劝说、解救工作，需要先向协会指定的账号汇入相应的钱款。
    “很多求助者家里也很困难，我们也不想要差旅费，但我们实在没有更多的钱。”李旭说，求助者经济条件好的可以提供宾馆的住宿，条件不好的提供小旅馆的住宿，这些都能接受。但为了节省体力，一般要求坐火车卧铺。
    李旭向记者解释，这么做实出无奈，一方面是缺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被骗———曾有传销组织在网上查到中国反传销协会的联系方式，假冒求助者求助，等协会的工作人员自掏腰包赶到外地后却联系不到求助者，路费也浪费了。
    尽管如此，李旭告诉记者，机构的运转依然比较吃力，上个月的开支还亮了红灯。“目前是在苦苦维持，我们心里没有底。”

    更大的尴尬在于身份不合法

    由于缺少主管单位，中国反传销协会至今没有正式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
    租下目前的这套两居室的时候，房东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协会，协会的工作人员也不敢告诉房东，更不敢让邻居们知道。
    “我们怕影响到邻居，怕他们知道了不好，出门都是小心翼翼的。”李旭说，有时候觉得简直跟传销一样偷偷摸摸。
    身份的不合法，带来的是众多的怀疑和风险。
    今年6月，一个在北京某大学读书的女研究生求助中国反传销协会，她的母亲在南方陷入传销组织。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工作人员从南方将这位母亲解救回北京，在协会呆了三天。
    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工作人员麻袋告诉记者，这位母亲来到协会的第一天，其实就已经被说服，知道自己做的是非法传销。但面子上过不去，老太太说他们非法拘禁，砸门、大吵大闹后，还抢电话拨打了110。麻袋说，好在这个女研究生在现场，及时向警方说明了情况。
    “我们的身份很尴尬。因为没有注册，有时候真心实意去帮助人家，求助者还不信任。有时候都到了楼下，求助者却不敢上来。一些求助者还让北京的亲友先来验证一下我们是不是骗子才过来。”李旭说。
    一个在广州打工的女孩，就是通过这样反复验证中国反传销协会后，才通过协会解救了自己的弟弟。
    这个女孩的父母在广州收垃圾，20岁的弟弟从家里骗了6000元跑到徐州做传销，钱花完又回来要钱。家人劝说无效，弟弟反倒把父亲打进了医院。
    女孩从网上查到一个心理医院，花了3000多元把弟弟送去治疗。结果，从医院出来第二天，弟弟就又去做传销了。母亲气得一口气喝了一瓶白酒，也被送进医院。
    “当时这个家都快散了。”李旭说，女孩发现中国反传销协会后，想求助但很怀疑，让其在北京打工的表妹来探探虚实，结果这个表妹找到协会后发现是在一个居民楼里，认为是骗子。
    后来，这个女孩与在武汉解救的李旭取得联系，才终于放下心。在协会工作人员劝说女孩的弟弟脱离传销组织后，协会还获得了这个女孩200元的捐款。
    “在北京，没有什么人找过我们麻烦。公安局、工商局都知道这个协会，协会也去过工商总局的打击传销办公室。”李旭说，但身份不合法、求助者怀疑，一直是中国反传销协会遇到的最大尴尬。
    李旭告诉记者，也有人建议，把协会变成一个商业机构，注册公司来做，但他坚持要做成公益。李旭最理想的状态是：打击传销办公室设在工商总局，最好由工商总局成为中国反传销协会的监管单位。但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我们也在努力做得更加规范。”李旭说，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做反传销，但现在做到这个份儿上，也有些骑虎难下，有太多人需要帮助。
    “每一个反传销人员都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得到一些帮助和支持，但我们不奢望。”李旭说，现在协会的运转很艰难，还在摸索，“有时候很迷茫，不知道能走多远。”

    给打击传销支招儿

    在中国反传销协会的日常工作中，宣传、劝说、解救是主要的内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工作人员随时面临被打的危险。李旭本人也有被打的经历。
    有一次，在江苏解救传销受害者。受害者已经被劝说成功，提出要回去取行李，结果在回去取行李时被传销组织策反。传销组织带着一群人堵住了前去解救的协会工作人员天行，捅了三刀。其中一刀，差点就捅到了心脏。
    “当时连医药费都没有，都是靠志愿者、网友的捐赠。”李旭说，这件事给了协会一个提醒，当传销受害者被劝说成功后，会有一个摇摆期，这个时候如果接触到传销组织，很容易被重新洗脑。之后再做解救工作，遇到回去取行李的一定要陪着去，或者干脆就不要行李。
    今年，协会为每位工作人员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前些年，传销还只是在某些地方比较集中，可现在，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很猖獗。”李旭说。
    他分析，传销现在分南北两派：北派以打工者、大学生等年轻人为主，涉及金额较少；南派以事业有成的人为主，高智商、高学历、高投入，主做金融类传销。南北两派的骗人方法都差不多，但南派是北派的升级，更高明，更具有诱惑性、欺骗性。
    面对越来越高明的传销，李旭的反传销队伍也面临需要不断提高水平的问题。在中国反传销协会目前的专职工作人员中，大部分是曾经的传销人员，有的级别很高。当劝说、解救了传销受害者之后，工作人员会坐在一起总结经验。
    尽管在解救时会面临很大危险，李旭还是坚持尽量不惊动执法机关。他觉得，如果执法机关出现，会让传销受害者恐惧，或产生逆反心理。
    李旭告诉记者，解救是协会一项重要的工作，但就这么多工作人员，一年忙到头也解救不了多少人，今后协会的重点将会放在反传销的宣传上。今年就准备搞一个反传销的全国巡回展览，让更多的人了解。
    今年7月中旬开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公安部联合展开打击传销百日执法行动。
    这样的消息让李旭特别高兴，他特意写了一篇《为打击传销白日执法行动支招》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
    由于今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打击传销有了更有力的武器。以前的法律，对传销者的惩罚，最多是“驱散”。 
    “打击传销，目前是由工商主管、公安配合。两个部门存在一些扯皮。”李旭说，很多城市都是这样，打电话给110,让找工商局；打12315,说没有强制手段，又推给公安。两个部门都不管，传销就放任自流、失控了。
    李旭告诉记者，现在传销方式很多，基本上没有产品，很多都是空买空卖，工商局查不到任何东西。工商来了，传销组织根本不害怕，因为工商部门没有强制手段。但公安局也无奈，因为法律规定了由工商局主管，只有在工商先查，涉嫌非法拘禁、诈骗等情况下，公安机关才可以介入。
    “我主张传销归公安局管，因为工商部门没有强制手段。目前国家法律已经跟上了，但缺少具体的司法解释。”李旭说，此外，打击传销需要地方政府的重视，只有地方政府重视，才会调动很多资源来打击传销，现在打击传销很难形成合力。
    李旭认为，民间的反传销力量，是对国家相关部门反传销的补充。
    “我们是一个桥梁，知道传销的弱点、软肋是什么，可以配合公安局、工商局打击传销。”李旭说，协会今年就配合辽宁鞍山的公安局打击了两个组织，江苏高邮的上百人团队也在协会的配合下被打击，几个头目都被抓。
    李旭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大海退潮的时候，有很多鱼被留在了岸边，有个小孩子帮着把鱼一条一条送回海里，路过的人嘲笑小孩子，小孩子说你们可以不在乎，但每条鱼都在乎。
    反传销的工作就像送鱼回大海，李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