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拓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
    从最初曝光“间谍门”，到窃取商业秘密的全方位调查，高度开放并快速复苏的中国经济，意识到自身肌体“有许多漏洞”。
    商场如战场，商业情报不但涉及财富分配，而且是继资金、技术和人才之后，决定企业存亡的“第四种生产要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认为。

    很多500强企业都有自己的情报机构

    “工业间谍”诞生的逻辑并不复杂。如果能花100万美元贿赂、收买工程技术人员解决问题，为何要花10年和10亿美元自己研究？据说，这是有的国家“情报立国”的思路。二战后，日本约有一万多人被派到美国学习新工艺和管理技术。美国人后来称：这些日本人花费了25亿美元，就几乎把西方所有技术都搞到了手，这笔钱不过是美国每年研究经费的1／10。 
    江涌说，研究工业革命以来的“情报史”，不难发现，世界500强企业中，90％以上都有自己的情报机构，收集并储存有关市场和竞争者的一切信息，甚至监视同行公司的信心和士气。与此对应，《财富》1000家大公司每年因商业机密被窃的损失高达450亿美元，每家公司平均每年发生2．45次。显然，“情报战”本身就是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中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资深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表示，在世界铁矿石市场拥有相当话语权的日本各大综合商社，有时就是集贸易、金融、信息功能于一体的“情报机构”。
    白益民介绍，有的企业大约5~60秒钟即可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行情，1~3分钟即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商品品种、规格的资料，3~5分钟即可查出国内外1万多个重点公司的各年度生产情况，5~10分钟即可查出各国政府的各种法律、法令和国会记录，5分钟即可利用数量经济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画出国内外经济变化带来影响的曲线图……
    据悉，国外很多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情报机构雇员，大多都是前政府资深情报人员。有的政府设立研究生院，培训商业间谍。有的美国大公司可以为面临退休的特工提供有吸引力的报酬。同时，许多政府情报机构，也把搜集全球重要经济科技情报放在首位。据报道，美国很多公司委托专业情报机构收集情报。
    江涌称，“工业间谍”是随着工业革命兴盛才日趋泛滥，本来就缘起于西方。当年，德国为获得英国先进技术，经常偷窃英国的工业设备、诱捕英国技术工人。

    行业差距与西方缩小，导致中国间谍案高发

    “力拓案”中曝光的胡士泰等，不过是间谍侵扰中国的漫长历史中的“后来者”。
    改革开放后，一些化妆成“国际友人”的商业间谍潜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景泰蓝制作、“英雄”与“金星”不锈钢笔套的抛光技术、诸多中药制作、宣纸制作、湖南龙须草席制作等传统技艺和专利技术纷纷外泄。
    江涌称，现阶段中国之所以成为商业间谍案高发期，主要因为近年来中国在一些行业领域，如电信、网络、生物、航天等，与西方的差距迅速缩小，这些企业、行业的核心技术是相关对手极力想获取的“竞争情报”。
    他强调，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由于掌握众多而广泛的资源，往往成为工业间谍工作的重中之重。
    “西方如今对华情报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密集”。江涌说。
    “力拓案”曝光前，“经济安全”是个冷僻的概念。江涌觉得，有些人说经济是“越开放越安全”，“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世纪金融大危机的最小受损者”，这不仅麻痹了自己，也麻痹了国人。
    其实，在现代商业社会，情报人员可谓无孔不入。比如，国外评级机构给中国企业评级，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企业审计，给中国充当“账房先生”；跨国投资银行给中国做咨询顾问，不仅有企业，还有政府，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这中间，就隐藏着大量情报人员，他们可能会以各种合法的身份做伪装，窃取中国的商业情报和商业秘密。
    工业间谍的另一个重要“掩体”是非政府组织（NGO），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华苦心经营多年，在高校、科研部门乃至在一些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有着广泛的人脉与良好声誉。一些基金会常年为中国学者出国学术访问提供资助，同时为一些高校与研究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
    江涌说，某些基金的研究项目设计得非常“巧妙”，与我国的重大研究项目相一致，当某个重大研究项目快要结项的时候，该基金就会找上门来，向课题负责人或重要承担者，直接提供同样或近似的项目研究资助，如此即可经济快捷、轻而易举地拿到相关研究成果。
    对于此类情报渗透活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称之为“里应外合”：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法，拉拢一批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为其摇旗呐喊、卧底刺探。这里有自称“精英”的学者、利欲熏心的“企业家”、“高瞻远瞩”的官员。“他们或发表言论，或引导舆论，充当外国的买办，更有甚者可以大笔一挥，多少人的心血顷刻付诸东流。”
    在“力拓案”之前，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等，因涉嫌出卖国家经济主权被查处，应该是“最典型”的经济安全案件。该案中，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时，中国官员收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门”，帮助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
    江涌认为，那种针对一国经济政策和宏观决策的“间谍行为”才最厉害，它会悄无声息地将国家经济政策引向歧路，当你觉醒时，却发现已完全被别人俘获了，如同请君入瓮。

    产业升级中的“陷阱”比工业间谍更危险

    北京欧地安科技公司是一家专门提供电磁安防设备的公司。在现代商业环境下，各类信息技术和电子产品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任何电子器材都会释放电磁波，因此利用电磁波的采集和还原技术窃取商业情报，就成为跨国间谍的高技术手段。
    “一部手机，或一台电脑，只要它在使用状态，间谍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通过收集电磁波信息，把使用人在现场说的话还原出来。”欧地安公司总裁佟建勋介绍，其公司最初业务主要是为政府、军队等特殊部门配备电磁安全设备，而现在，许多大企业、甚至高档的私人会所也开始需要此类服务，“人们对安全环境的敏感性更高了”。
    不过，这位电磁安全技术的专家却更看重经济安全中“人的因素”。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安全技术手段的进步，是与人的安全意识日益增强相对应的”，佟建勋说，相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企业普遍技术底子薄，积累少，受短期利益驱动，喜欢“走捷径”，这种心态体现在某些企业和行业中，就会发现“到处是安全漏洞”。
    产业升级已成为国家前途生死攸关的中长期问题。”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看来，中国目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人口年轻，再过15年，中国将成为老龄化国家，经济增长率不可避免地要降下来，如果技术水平上不去，没有知识产权，才会真正爆发危机。而实现产业升级，就必须躲过那些“陷阱”。
    杨帆称，中国经济实现产业升级的“最大安全问题”，就是有些人把技术升级的希望寄托在外资身上。
    “这很天真”。他认为，对在我国有市场前景的技术（汽车关键零配件设计制造、整车设计、数控系统），战略性技术（如飞机、集成电路设计、先进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出售），跨国公司不但不会转让技术，而且设置了种种“陷阱”遏制对手发展。
    他列举了几类战术：
    “画饼充饥”：以各种美好设想为诱惑，瓦解对手自主研发决心。中国研发大飞机“运十”曾历经坎坷，当1988年国家准备再次生产大飞机时，美国麦道提出合作，号称合作起点高、经费省、市场前景广，20年完全转移技术给中国。但结果是，合作生产的MD飞机比“运十”小，没有销路，不掌握核心技术。2007年中国才重启自主大飞机项目。
    “金钩钓鱼”：以利诱麻痹对手，先弃后取。最早的电脑操作系统是DOS2.0。软件免费用，国外软件多的是，省钱又好用，中国渐渐失去了研发核心软件的兴趣，致力于汉化外国软件和在基础软件上做应用开发。终于有一天，我们才知道，用人家的软件是要给钱的。
    在调查了中国装备工业并购状况后，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披露称，跨国公司通过中国的“产权改制”大量并购中国技术实力雄厚的行业骨干企业，这可能导致中国工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高附加值的部分被外资控制，形成“外大内空”，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
    这是比“间谍门”更有可能危及中国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
    高梁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关键时刻，这时吸收外来的先进技术很重要，但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工业产权。作为后进国家，如果在“向外学习”过程中不知不觉失去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设、自立自强自尊的发展理念，就变成了典型的“弱者心态”。
    “看看历史，世界上哪个强国是依靠他人，靠投机取巧发达起来的？说得不好听，这是一种畸形的心态和发展理念”。他说：“片面依赖外国资本的发展模式是违反科学的，这害国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