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一句心酸的歌词道出对养老问题的担忧。 有人说,
“21世纪是老人的世纪”,中国尤是。日前,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指出,中国正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年人口由年均增加311万人,发展到年均增加800万人。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数据,2007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04亿,到本世纪40年代,将达到峰值3.2亿。届时,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专家预测,中国人口红利期将在2033年关闭。之后,社会总抚养比迅速上升,在本世纪后50年,达到80%以上,意即每10个劳动年龄人口至少抚养8个人。现在,距离这个窗口期,只有24年。
面对“银发浪潮”的冲击,“未富先老”的中国显然准备不够——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而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匮乏。
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老龄化挑战,如何抓紧时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服务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命题。
养老新模式——
住在家里,社区等机构提供服务
初秋的北京,天高云淡。北京西城区月坛街道西便门社区服务站里,广电总局机关食堂的送餐员运来12份刚出锅的午饭:熘肉片、时蔬炒鸡蛋、凉拌豆腐丝,热腾腾的发糕和米饭。70多岁的王大妈与另外两位老人在餐桌旁坐下,李大爷等人则取走盒饭,回家用餐。“10元钱能吃上热乎饭,比在家凑合强多了!” “月坛街道有2450户‘空巢’家庭,‘吃饭难’是他们的普遍问题。今年6月,我们与辖区内的广电总局机关食堂签约,推出送餐服务。”该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罗代红对记者说,“2005年以来,我们已签约21家服务商,为老人提供理发、洗澡、修车、修脚等上门服务,收费比市场便宜。” “让老人住在自己家里,由社区有关服务机构和人员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王虎峰介绍,这种养老服务模式是一种世界趋势,也是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 “老年人要有‘三老’——老友、老窝(住房)、老底(存款)。”退休在家的郭女士对记者说,“如今,孩子们都忙,我们老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身体能自理时,当然在家养老,既自由又经济。”全国老龄委一项关于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的调查显示,90%的老年人愿意居家自我照料。考虑经济等因素,老年人多数不请保姆,一些“空巢”或丧偶老人急需社区等服务机构的关照。 王虎峰说,过去,发达国家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养老院,后来发现,集体养老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情感慰藉和精神需求。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推行“就地养老”,把老年人在家居住与社会提供服务结合起来。2000年,我国开始居家养老服务试点,目前,大部分大中城市已不同程度地开展该项工作。
服务供需脱节——
市场认同度不高,专业队伍稀缺
经过几年探索,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相对于社会期待,落差较大。 调查显示,目前城市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总的满足率只有15.9%,其中家政服务满足率为22.61%,护理服务满足率为8.3%。 哪些因素影响居家养老服务做大做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认为,我国民众对居家养老概念有误读。与传统家庭养老不同,居家养老是家庭、社会、政府多方责任共担的一种新机制,既包括政府购买服务,也包括老年人自己购买服务。 如今,社会上宣传最多的是政府购买服务,给人们造成“居家养老服务就是政府为城市自理有困难的老人购买服务”的印象。由此带来的“家庭照料期望移植政府”,既加重政府负担,也影响该制度可持续发展。 由于认识不到位,居家养老目前还未被老年人广泛认同,市场需求不足,缺乏规模效应。服务商对老年人需求认识不够,提供的服务产品不够细化,供需存在脱节现象。现有的一些具有市场运作雏形的服务项目,布局过于零散,辐射范围大多囿于一两个社区,服务的老年人多则百人、少则十数人,经济上缺乏规模效益,一来导致服务价格较高,老年人承受不起,无法扩大市场范围;二是收入不足以弥补成本,亏损经营,难以长久发展。 缺乏专业化服务队伍也是一个软肋。目前我国对居家养老服务没有明确的职业定位,居家养老服务员多被等同于普通的家政服务员,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较低。不仅难以吸引专业护理人员,大中城市的本地人也不愿从事该工作,外来务工人员又存在语言不通和生活习惯差异较大等问题,服务人员少、素质不高、队伍不稳定,影响了服务质量。
养老院冷热不均——
城区“吃”不了,郊区“吃”不饱
“这里有投脾气、聊得来的老伙伴,有人给做饭,生活也规律。我妈现在已不愿回家,房子都出租了。”在北京澜馨养老院,探望母亲的吴女士对记者说。两年前,吴女士的父亲乘鹤西去,70多岁的老母苦于“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日子,又不愿到儿女家添麻烦,于是住进养老院。
随着年龄、健康等状况变化,人们在哪儿养老的选择也会改变。根据中国老年科研中心调查,目前全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比例已达49.7%,其中,1/6老人因生活不能自理或因孤单而愿去养老院。 然而,目前能接纳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和设施非常有限,全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50—70张的水平相去甚远。 今年97岁高龄、家住北京朝阳区水碓子的赵根老人卧床多年,女儿跑遍附近的敬老院,“一床难求”。据统计,北京、上海等城区的养老院普遍入住困难,床位缺口非常大,排队等待少则三五月,多则一两年。而郊区养老院却“吃不饱”,床位空置率多达四成。 “家门口的敬老院没床位,我妈就去了郊区。但那里没有医务室,而且要想看病报销,就得回市区的定点医院。”为免奔波之苦,吴女士给母亲换到现在这家离市区半小时车程的养老院,“它有医务室,去市里看病也方便。” 城区养老院“吃不了”,郊区养老院“吃不饱”,北京市民政局福利处副处长魏小彪分析,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老机构布局与群众需求不匹配。北京市郊区有170多家养老院,但有入住需求的老人多集中在城区。老人们不愿去交通不便、医疗配套设施相对薄弱的郊区养老。市中心不少养老机构条件并不好,但因方便家人探望、就医便利,受到欢迎。
养老资金匮乏——
制度性安排不足,消费理念陈旧
“居家养老为主,机构供养为辅”是我国养老保障服务发展方向。如何解决二者面临的发展难题? “舅舅住在养老院里很寂寞,每次我去看他,他都流泪。”王先生的舅舅单身一生,晚年孤寂。“目前,养老机构的集体赡养在生活照料方面是有效的,但在精神慰藉方面存在不足,这是多数人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主要原因。”
魏小彪说,养老服务机构下一步发展需要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服务功能,加强心理慰藉、医疗保健、休闲康复、临终关怀等服务。随着越来越多老年人经济收入稳定,“银发经济”将带来商机,养老机构服务功能越好越全的,入住率越高。 “养老院的医务室是不是医保定点机构,也是影响人们选择机构养老的因素。”魏小彪说,目前北京市医疗保险定点单位的养老机构不到10家,有关部门应加快养老机构进入医保定点单位的进程。 王虎峰认为,居家养老金来源除了老年人子女的投入和老年人财产性收入,应该主要依靠制度性安排,包括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慢性病老年人护理费用买单)、以房养老制度等。目前我国后两项制度基本空白,老年人的护理支出无从匹配,亟待建立配套制度。 此外,随着老年福利制度从传统的救助型向普惠型转变,政府在财政能力不足的现状下,应提倡“花钱买服务”的消费理念,逐渐加深民众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认同感,逐渐改变老年人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将老年人的有效需求与服务商的引导性消费结合起来,推动居家养老需求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加快居家养老服务市场化、专业化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