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对外公布了已经实行一个多月的烟草税新办法。新办法除了在烟产品生产环节的消费税政策有了较大改变，调整了计税价格，提高了消费税税率外，卷烟批发环节还加征了一道从价税，税率为5%。业界较多的说法是，大幅提高烟产品税负体现了控烟与增收双重意图。而控烟人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却对新办法持谨慎态度，她说，烟草税率上调无疑是好事情，对于财政收入和居民健康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只是新办法中藏着的“机关”也当引起足够重视，否则烟草税对控烟的作用将大打折扣。

　　我国烟草税还有上调空间

　　政策调整后，甲类香烟的消费税从价税率由原来的45%调整至56%，乙类香烟由30%调整至36%，雪茄烟由25%调整至36%。与此同时，原来的甲乙类香烟划分标准也进行了调整，原来50元的分界线上浮至70元，即每标准条(200支)调拨价格在70元(不含增值税)以上(含70元)的卷烟为甲类卷烟，低于此价格的为乙类卷烟。
　　新办法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积极的评价也颇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此次国家大幅度提高烟产品消费税税负，正当其时。”她认为，提高烟产品的税率，一方面能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还能挽救上百万人的生命。
　　统计显示，我国有3.5亿吸烟者，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为世界之最。而若不采取有效的控烟措施，这个数字在2020年将飙升至200万。据李玲估计，中国每年因吸烟致病造成的直接损失在1400亿元~1600亿元之间，间接损失达800亿元~1200亿元。对烟草课重税将减少人们的烟草消费，不仅增加了政府收入，同时也保护了大众的健康。
　　一直研究烟草税的四川大学教授毛正中也持类似的观点。去年年底，他曾经和他人一起撰写《中国的烟草税收及其潜在的经济影响报告》报告。该报告称，如果将烟草税率从目前水平提高到零售价格的51%，也就是每包卷烟增加1元钱的从量消费税，则吸烟者人数将减少1370万，340万人的生命将得以挽救。与此同时，政府税收将增加649亿元，这些税收可以作为医疗保障的资金来源。
　　“呼吁多年的烟草提税终于实现，首先是一件好事。”毛正中指出，本次烟草提税后，烟税约占卷烟出厂价的36%到56%，而国际上烟税则占烟草零售价的65%~70%，目前中国烟草税仍有上调空间。

　　标准调整可能稀释提税效果

　　从事控烟工作20年的杨功焕对新办法的态度非常谨慎。她担心，新办法表面上响应控烟呼声，推进控烟工作，但实际上通过附加条件，反而倒退了。
　　杨功焕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机关”。她指出，从国际经验看，提高烟草税率进而促使烟草价格上升，是烟草控制最有效率的方式之一，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未成年人及低收入者效果明显。他们属于价格敏感人群，价格上升则吸烟量下降。一般来说，烟草税提高10%，烟草销售可望下降4%~8%。
　　正因为如此，控烟者积极呼吁政府提高烟草税率，减少人们的健康损失。世界卫生组织也不遗余力地向各国推荐这一手段。只是烟草业在中国影响巨大，利益深广，烟草税动起来非常困难。当前提税受到褒扬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问题是，新办法还调整了甲乙类香烟的分类标准，将70元以下50元以上的品种从甲类降为乙类，从而使这部分香烟的税率不升反而降了，而这部分中低档烟在市场上占有很大比例。”杨功焕表示，新办法的这一要害可能使控烟者的努力付之东流。“好像是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事实上只是个空心汤圆”。
　　毛正中也认为，新办法是“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他还补充说，相比此次提高烟草从价税，更优的控烟方案是提高从量税，比如从原来的每包6分，提高到每包1元。
　　在毛正中看来，从量税可以直接作用于消费者：买一包就收一块，买的烟越便宜越显得税高，给消费心理造成的冲击越大，并且在整体上提高烟草价格，从而缩小各种品牌卷烟的价差，使烟民可选择的范围缩小，避免他们改抽低价烟。“现在的做法恰恰是扩大了价差。”

　　提税或被烟草企业内部消化？

　　即便不考虑甲乙类烟标准问题，控烟专家们还有别的可忧虑。说到底，提税对控烟的好处依赖于价格对消费者的影响。如果零售价格不变，特别是低价烟零售价格不变，其他一切都是空谈。价格可能不变吗？“非常有可能。”一位业界人士告诉记者，“有传闻说，烟草公司将内部消化新税率带来的影响。”
　　他解释说，“内部消化”，就是通过补贴方式维持低价烟的价格，从而最大限度保持烟民的数量。事实上，高价烟向来是“抽的不买，买的不抽”，主要是礼品消费或公款消费。由于高价烟消费者对价格并不敏感，无论是提高从价税还是从量税，起到的作用都不大。而中国的高价烟销量虽然不占多数，但其利润占烟草收入的很大比例，这为价格补贴提供了基础。
　　“烟草定价体系不变，公款消费香烟的现实不变，提税的作用将主要局限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当然这也是一项作用。”上述人士表示。

　　专家呼吁烟税增项用于控烟

　　“中国烟草公司每年的广告费用是惊人的，而我们控烟的宣传费用却少得可怜。”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崔小波提出，如果像其他国家一样，提高烟草税，或从烟草税中拿出1%来控烟，就可以大大提高全国控烟的宣传、教育和奖励水平。
　　控烟活动家臧英年也建议，国家可以把增加的烟草税收专项用于控烟活动，比如反对吸烟的媒体宣传、执行无烟法、提供免费的戒烟服务等等。“目前，中国控烟的经费主要来自国外，政府的支持非常少，这是十分不正常的。”
　　尽管呼吁多年的“以税控烟”构想付诸行动，但中国的控烟之路还很漫长。2006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后，2007年中国卷烟生产量21413.8亿支，销售21395.9亿支——在中国政府签署《公约》后的4年中，卷烟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增加了约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