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增大、逐步返回农村，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亿万农民工的主力。由于第二代农民工所成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第一代农民工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等方面与其父辈也截然不同。

不愿再“打道回农村”

　　“经人介绍，我父亲和我表哥在 2000 年就来到北京打工，当时丰台区一家单位正盖家属楼，我表哥给包工队开铲车，我父亲看大门。他们干完那个活儿后没找到其他工作，就回老家继续务农了。”已经来北京 4 年的河南籍农民工张艺告诉《市场报》记者，“我可不想像他们一样还回家种地，再说，我也不会干农活。”
　　张艺今年 22 岁，初中毕业后无所事事，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北京打工。刚开始在北京某医院的药剂室当临时工，每天就是打杂、搬药，现在到了药房做临时工。“当时每个月800 元左右，管住，能洗澡，还能在医院食堂吃饭，挺好的。干了3年多，也没积攒下多少积蓄，但却知道了不少有关药的知识，学到了好多东西。类似我这样的情况，有好多人在积累了经验后出去单干，做医药代表和销售工作，大都没有再回乡务农。我也想等积累的差不多后再出去单干。”张艺满怀期望地说。
　　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来说，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并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大多初、高中毕业后就离开校园来到城市务工，基本上断绝了与土地的关系。在城里工作几年，他们一般不愿意回农村务农。

期望获城市工人待遇

　　10 月 17 日，在北京和中堂足道外馆斜街店，来自东北的农民工张萍告诉记者，2006 年曾经签过一年合同，后来就没有续签，或许是因为干这行的流动性比较大的缘故。我们曾经跟公司提过，但没有什么回音。这里的员工没有底薪，排号上钟，纯粹是靠提成，一个月也就 1000 元左右。
　　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因身份差异而造成的工作待遇差异，不仅体现在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平均劳动时间大大高于城市工人，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记者了解到，这家足道馆的营业时间从上午 11 点到凌晨 1 点半，员工大都没有签合同，没有任何保险。当记者问及未来的职业期望时，张萍希望 “如果有底薪，如果还能像城里人一样有各种保险就好了。”赵辉则表示，“ 希望每天工作时间能和城市工人一样，不超过 10 小时，周末能休息。”

最关心子女教育问题

　　浙江籍务工人员王师傅夫妻俩在北京朝阳区开了一家杭州小笼包子，他们的女儿也跟着他们一起在这边，现在朝阳区光华路小学上学。《市场报》记者曾多次看到小女孩在10平方米的店铺里趴在餐桌上学习功课，而旁边就不断有顾客用餐。“孩子每年的学费倒是不贵，但跟着我们老在店里也挺辛苦的，这也没办法。”王师傅感叹道，“希望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能有个好工作。”
　　一项统计显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都非常高，绝大多数人对子女的期望都是大学学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三者合计达８９．１％，其中希望子女将来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达３８．８％ 。有关专家指出，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复杂心理的表现，反映了他们对当今社会的深刻认识，对知识教育的尊重。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的 农民工由于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的子女大多被排除在当地教育政策体制之外。

农民工“市民化”还多远？

　　过去，由于企业对农民工“用而不养”，致使大部分农民工无法获得培训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从事低水平重复劳动，在被透支了体力之后，又因文化水平不高、技能不高，无法与年轻人竞争，到 40 岁左右被企业嫌弃，无奈之中只好告别城市。
　　相比之下，像张艺、赵辉这样的 80 后进城务工者，受教育程度更高、维权意识也更强、职业预期更注重个人价值实现，对福利待遇、用工环境、企业提供的个人发展空间等有更多的考虑，在应聘时也是“货比三家”。这也造成了企业在招工时出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由于当前城乡二元户籍分割，农民工总体上仍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全国一盘棋的社保动态管理体系无法建立。目前，我国浙江、广东等一些省份都在推广用“居住证”代替“暂住证”的制度。这些地方的务工者持“暂住证”几乎无法享受公共服务，而“居住证”则像绿卡，务工者可以享受在就业地的各种服务。这对亿万农民工所期望的“市民化”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