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期待加快融资融券、推出股指期货、大小非市值管理、减红利税、新股发行改革等巩固性后续措施出台。
　　“十一”长假A股休市后，“9·19”井喷行情能否延续，投资者异常关注。10月4日，美国通过了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华尔街在短暂冲高后却突然变脸，三大指数再次携手下跌，真可谓一波三折。这些冲击性消息再度使投资者和市场研究者寝食难安。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为了避免和减少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和有关监管部门已经制定了各项应对预案。即便如此，大家仍然兴奋不起来，因为外围市场变化、国内后续政策如何应对将影响节后大盘走势。

政策应让经济热出后劲

　　4日，记者在农展馆参观“首届2008北京家博会”时遇到曾经采访过老股民刘达利，这位家博会的参展商一脸倦容。“美国的事我也盯了一夜呢！谁不关心呢？我们自己节前延续‘9·19’井喷行情，本来想我的股票有望在未来哪个高潮中解套，但周边太糟糕了，再看看我这次在展会上的观感，我真的不敢太乐观了。”
　　刘达利向记者分析道，在我们休假的这一周，欧美股市大跌不止，美国救市，华尔街反而迎来“9·11”以来单周最大跌幅。“自从油价高企以来，我看盘总是和美欧股市不自觉地会联系起来。”往常，金九银十期间，国庆节有展会，客户会挤得他连饭都吃不成。“但今天，场上来来往往的，同行居多。我们店以前这个季节，每月有160万元左右的销售额，但上个月我的业绩低得不敢说出口，20万不满，这个月虽然可以做到140万，但后续的单子很少，淡季比往年来得早。”他说，“这种情况下，我对手中的股票能有多少期待？”
　　美国史上最大的金融救市案尘埃落定后，美三大股指却高开低走，如此出人意外，说明经济形势严峻。“这种感受我深有体会。”刘达利说，美国人救市接下来大家会盯着具体行动，会盯着行动后的市场反应，“我们自已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全方位的政策支持难以长久。我的体会是，能让整个经济热起来，我投资股票才有盼头。”
　　另一位股民黄伟忠也向记者表达同样的看法：节后股市会不会跟随全球股市进入跌势，一看政策，二看能量。他认为，大盘可能走出一轮新的上升行情，也很有可能进入“9·19”行情以来补缺口性质的调整，关键得看来自决策层的消息。

维稳背景下反弹高度有限

　　黄伟忠的想法有代表性，市场上期待着巩固性后续措施，有人将其归纳为加快融资融券、推出股指期货、大小非市值管理、减红利税、新股发行改革等项政策出台。记者从与许多股民交流中发现，大多认为短时间内可能先抑后扬，振荡幅度较大，量能是关键，但对中期形势都只能猜测，基本上对消息面的依赖主宰着整个市场。
　　自称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江沛建认为，节前政府出台的单边征收印花税、限制大小非减持、国资入市等举措充分诠释了本次政策救市维稳实质，一是降低交易成本，二是向股市投入资金，三是保留进一步组合救市的朦胧预期。这位上海的操盘手说，温家宝总理已明确表示要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加上有国家资金直接入市的实质内容，这些手段确实激发了市场人气，对市场产生积极意义的时间有效性比空间有效性更重要。
　　另一位来自深圳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朱强则向记者分析道，美国股市出现单周跌破记录，欧洲股市也呈现大幅下跌的行情，H股自然是同步表现的；现在我国A股与H股互相参照日益紧密，而在我们过国庆长假时，恒指从18682到17682，刚好跌去1000点，最低时高低落差近2000点左右。因此A股在节后如果没有相关政策助阵，难免首先要受到下行的考验。
　　“节后行情请不要抱太大希望，整个国际经济环境与我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当前股市有限的反弹空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告诉记者，当沪指在1802点时出台决定性的几大救市举措，基本上确立了股市维持稳定的基础。但他指出，现在应该看到，美国救市就是全球进入衰退的表现。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大量的上市公司与国际市场相关度很高，他们的业绩将影响股市上行区间；国内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市场调整才刚刚开始，房地产业的调整势必使其他部门受到波及。中长期看，股市上行阻力重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美国通过救市案，只是为我国股市反弹提供一个较好的环境，而真正反弹能走多远，取决于有多少资金在政策刺激下入市。如果场外资金入市热情不高，反弹就难走远。与何志成观点相近，银河证券分析师朱洋波也指出，中国股市目前只能是走稳，反弹的高度不能乐观，预计难以超过2800点。中国股市的下跌，早于美股，跌幅也大于美股，说明根本原因还是内在问题，美国救市成功也不能解决中国股市的下跌问题。在政策维稳的背景下，后市维持区间震荡的可能性大。

政策制定应考虑持续发展

　　何志成告诉记者：“眼下，国家领导人已经明确，不会让股市大起大落。可以说，维稳的决策前提下，我们的股市是断然不会崩溃的。但大家应该明确，不管是政策上提供有多大的支持，都是为了确保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不是只针对股市的。”
　　北京大学教授曹和平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指出，当市场出现困难，出台政策出手救市本身就是政府的责任，“9·18”重大救市政策造成的“救市行情”是个短期表现。“影响市场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内生变量，另一个是外生变量。我们股市的内生变量一时无法改变，比如市场的供需关系、产品结构、交易规则等，可以通过外生变量促进它发生积极变化。但政策这个东西，仍然属于外生变量。”
　　曹和平教授还告诉记者，股市有股市的内在规律，政策制定上应该明确如何去有机地、有效地配合。他举例说，当股指上行过了5000时，我们采取强行的大幅提高印花税的手段，这对市场是相当伤害的。“当市场处于高位的时候，决策部门应该为可能出现的疯涨和暴跌做好应对的配套措施。后来不断下调准备金率等手段，可以看出这种配套的不足。”
　　曹和平说：“现在股市处于低位，你激励国资入主市场，当股市有所反转的时候，你是否得适时推出一些盈利能力强的股票上市，你是否加快推出优秀表现的股票，以此化解资金集中造成的市场伤害？要总结前车之鉴，出台政策应该是配套的，是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