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决策。从实践看，这一政策对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起到了重要作用。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既有效抑制通胀，又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是中央的明确要求，也是社会各方的热切期盼。为此，本报记者最近来到南京、常州、义乌、温州四地，详细调查、采访了51家银行和企业（银行机构28家、企业23家），听取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编 者

　　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信贷规模控制……
　　自去年以来，货币政策告别长达10年的“稳健”取向，开始不断紧缩，直至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
　　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对银行实施了信贷规模控制，具体是怎样执行的？据了解，各家银行的普遍做法是：首先，商业银行总行向央行上报全年贷款新增计划。原则上，央行要求各商业银行今年的新增贷款规模不超过去年。经央行核定后，商业银行总行对其一级分行按季下达信贷规模，一级分行又对二级分行按月下达规模。
　　举例来说，作为一级分行，中行江苏省分行的信贷规模由总行按季下达，每季度信贷规模占全年规模的比重分别是：一季度38%，二季度30%，三季度12%，四季度20%。而作为二级分行，农行常州市分行的信贷规模由省分行按月下达：1月10亿元，2月15亿元，3月13.8亿元，4月22亿元。
　　按季、按月，有的银行甚至对分支机构按日控制信贷规模。某银行义乌分行去年新增贷款10多亿元，今年一开始也按以往的做法，到1月10日就放了12亿元。“贷款放‘冒’之后，上级行把我们‘严加看管’起来，贷款实行按日监控，每天放贷都不能超过他们下达的规模。”一位知情者说。

银行：贷款数量减少，利率明显上浮，中小银行资金紧张

　　规模控制对银行信贷投放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先看数量。“早投放、早收益”是多年来银行放贷遵循的原则。一般说来，上半年贷款投放力度较大，有时能达到全年投放的80%甚至更多。但按季、按月下达的规模控制打破了原有节奏，使全年信贷投放趋于均匀，也使上半年的贷款投放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以工行、中行、建行的江苏省分行为例，今年一季度，这三家分行贷款投放分别为131亿元、103亿元和68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同期投放量的50%、50%和30%左右。
　　再看利率。“规模控制使贷款成了稀缺资源，于是银行普遍提高了利率上浮幅度。我们现在一般上浮10%以上，最高上浮50%。”一位商业银行支行行长如是说。
　　据江苏银监局调查，目前江苏的贷款优惠利率已基本取消，大多数银行还向企业收取1%—3%的承兑汇票敞口承诺费，贷款实际利率上升了33%左右。浙江银监局的调查也表明，今年浙江的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了30%—50%，实际利率已比去年初翻了近一倍。
　　贷款利率的较多上浮，静态地看，有助于银行提高利息收入，增加利润。
　　最后看风险。“我感觉企业的景气度在下降。在一季度，企业贷款还如饥似渴，每个月5日前总能用完信贷规模；可到了4、5月份，要到20日左右才能用完，企业的贷款需求没那么旺盛了。如果下半年企业景气度继续下降，贷款的不良率就可能上升。”工行江苏省分行资产负债部总经理张斌说。
　　张斌的看法已成为被调查银行和企业的共识。“今年的日子有点不好过。”不少企业这么说。“不好过”主要是由于生产成本的大幅增加：
　　——原材料成本增加。前4个月，我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3%，比去年同期足足提高了6.3个百分点。
　　——劳动力成本增加。今年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人力成本支出。据悉，按照苏南各市的标准，各项保险保障费用占工人实际工资的50%—60%，规范劳动用工使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资成本增加了10%—20%。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成本增加。随着人民币加快升值，出口企业如果不提高产品的美元报价，就只能压缩利润空间；如果提高美元报价，就会流失订单。
　　——出口退税调整带来的成本增加。退税政策调整涉及江苏1.6万家、73%的出口企业，按2006年相关数据计算，政策调整导致江苏出口成本增加90亿元。
　　“动态地看，如果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增大，资金周转困难甚至资金链断裂，就可能使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从紧带来的那点利润都会让不良贷款给抹了。”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行长朱柏峰说。多年来，这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直在0.1%左右，去年底攀升至0.15%，目前已达0.25%，预计下半年还会上升。
　　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银行的资金面是否紧张？
　　国有银行和大型股份制银行在全国范围内网点多、存款多，总行又有很强的资金调度能力，因此，对于货币从紧，他们没有太多紧张的感觉，存贷比也较低。存贷比是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考虑到信贷风险，存贷比不能太高，因而银行的法定最高存贷比为75%。时下，国有银行等大银行的存贷比一般为50%—60%。
　　与大银行不同，中小银行的资金面已十分紧张。“我们的存贷比高达74%，再加上存款准备金屡次上调，现已达到17.5%，这样一来，剩余的可用资金还不到10%，资金头寸已非常紧张。”武进农商行副行长许春培说。据我们调查，江浙地区中小银行的存贷比大多在70%左右，如温州银行为73%—74%，瓯海农村合作银行为70%，江苏银行为69%，南京银行为67%。
　　让许春培提心吊胆的还不止于此。“今年前4个月，对公存款同比减少了15亿元。资金来源的减少，更加剧了资金紧张。”他说。
　　事实上，对公存款下滑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从紧后，信贷投放收缩，使企业只得动用存款用于生产；同时，物价上涨对企业资金摆布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突出表现为企业担心涨价，纷纷取出存款购买、囤积原材料，即“备库”。

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突出；加息难以抑制贷款需求

　　当前，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答案是：企业规模不同，贷款境遇也不同。
　　大企业大多能获得贷款，但除了利率上浮、资金成本增加外，贷款的审批、运转周期也变长了。而在信贷规模控制下，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较为突出，一些银行又出现了“垒大户”的倾向。
　　江苏银监局曾对120户小企业作过调查：小企业的贷款满足率在去年四个季度分别为92.53%、91.51%、83.87%和80.23%，呈逐季下降之势。浙江银监局对265家小企业的调查也表明，今年一季度，小企业授信户数比年初减少11664户，下降3.3%；小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50.06亿元，仅为去年全年增量的8.6%。
　　“以前，我们武进农商行能100%地满足中小企业客户的贷款需求，现在由于信贷规模太少，实话实说，只能满足50%了。我们这种专做小企业贷款的银行都这样了，你说大银行会咋样？”副行长许春培说。
　　加息的目的之一是抑制企业的贷款需求，在实践中效果究竟如何？
　　“从理论上说，加息能遏制贷款需求。但在信贷规模控制的情况下，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根本拿不到贷款，别说加息0.27个百分点，就是加2.7个百分点也要！毕竟，利率高低只是影响企业效益，而资金有无却影响其生存。两厢权衡，当然保命要紧！”调查中，许多银行和企业都这么说。
　　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利率正日益走高。时下，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为7.47%，而在温州，民间借贷平均利率已达14.12%，泰顺、文成等地甚至出现了8—9分的民间借贷利率，换算成年利率高达96%—108%。与民间借贷相比，即使加息，银行贷款也显得很“便宜”。

建议：科学把握力度，实行存贷比控制，差别化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下一步，货币信贷调控应如何完善，如何既促发展又防通胀？调查中，监管部门、银行和企业纷纷提出建议。
　　在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方面，应当看到，本轮物价上涨的形成机理十分复杂，既有来自需求方面的因素，比如投资需求旺盛、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等，也有来自供给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猪肉等部分食品供应短缺导致物价结构性上涨，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上扬、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等增加了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此外，国际能源、农产品等价格上涨也带来了输入型通胀压力。通常而言，货币政策对抑制需求因素引起的物价上涨比较有效，对供给方面的作用却比较有限。如果单纯依赖货币政策来遏制通胀，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助长”供给因素引起的物价上涨。
　　这种反作用表现为妨碍供给增加、不利于平抑结构性物价上涨。华统集团是一家从事生猪养殖、屠宰加工的企业。“目前，每养一头母猪，财政补贴100元。其实，我们现在是效益最好的时候，倒不太需要财政补贴，最需要的是银行贷款，是扩大生产规模。现在，我们养了6万头猪，打算5年内增加到20万头，这样需要增加1亿多元贷款。但银行却纷纷表示‘爱莫能助’，原因只有一个：没有信贷规模。于是，我们也只能维持现有产量，对平抑猪肉价格上涨‘爱莫能助’了。”集团董事长朱俭勇说。
　　这种反作用也表现为加大成本推动型、输入型通胀压力。红太阳集团财务总监李钢说，公司的原材料是石油石化产品，价格上涨很快，工资又在上涨，公司的资金成本也增加很快。前些年，贷款能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下浮10%，最低时达5.2%，如今，不仅基准利率高了不少，在此基础上还要至少上浮10%，实际利率约为10%。面对高企的成本，公司不得不选择提价。
　　单靠压缩需求来抑制通胀，不仅作用有限，还会与美国次贷危机、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国内原材料、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叠加在一起，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加剧企业的经营困难，甚至可能引起经济下滑。
　　“应当科学把握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防止超调带来的经济下滑风险，同时加大财政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的作用，配合货币政策有的放矢、多管齐下地反通胀。”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说。
　　在信贷规模控制方面，应当看到，资金也是生产要素，信贷规模控制会影响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出现各种异化和扭曲。比如，信贷按季、按月控制会对周期性行业造成资金错配。“农业在春播时需要贷款，秋收时归还贷款。如果按季控制、均衡投放，就可能出现春天时没有贷款，秋天时倒有规模的状况，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王建伟说。
　　再如，信贷规模控制会使资金固化，造成有的地方“有钱没规模”，有的“有规模没钱”；同时，层层下达规模，也可能使资金权力化。
　　于学军建议，能否改信贷规模控制为存贷比控制。“即按存款控制贷款，比如，目前存贷比上限为75%，如果认为贷款太多了，就可要求下调存贷比，看70%是否合适；如果仍嫌太高，还可以进一步下调为65%，等等。除了余额控制之外，还可以进行增量控制，即按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发放贷款。存贷比控制既可以达到遏制信贷过快增长的目的，又是比较柔和的市场化手段，不会出现各种异化。”
　　在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方面，不少银行认为，中小银行的资金面已非常紧张，存款准备金率如果继续大幅提高，很可能使其出现流动性风险。应当对中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实施差别化调整，小调、不调甚至下调。
　　在利率调整方面，应当特别慎重。加息不仅难以抑制贷款增长，还会因为加大企业的资金成本而增加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其反通胀的作用不大。不仅如此，在人民币加快升值、中美利差倒挂的背景下，加息可能会刺激更多热钱流入中国。
　　此外，不少银行和企业还提出，对以中小企业、“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妨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并明确相关贷款不列入规模控制范围，从而增强它们支持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信贷能力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