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台湾台北

    “这里是台北，蒋介石机场到了。”在空服员传来的播音声中，跨海航行数千公里的“漂泊大鸟”逐渐收翼，准备降落滑行。
    清澈的北台湾天空，空洞得像面无瑕的镜子。巨大厚实的白云层层叠叠包围着沉寂广袤的空间。“这里就是台湾哟。”后座的女人告诉她身边的女孩，我看到那小女孩张大眼睛望向窗外。
    我也望向窗外，亚热带地区的田野展现坚毅的绿色，仿佛向我证明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我失落已久的童年，隐隐约约地在召唤我。飞机往左斜飞而去，我的记忆逐渐醒来。记忆像个长期昏迷不醒的病人突然清醒过来。
    我们走出机场海关，自动门打开，站在玻璃窗外的接机人群眼光全射向我们，似乎在问：你们是谁？为什么一起出现？我拉着你很快离开现场。为什么一群焦躁而充满情感、在等待亲友的人让我感到怯生？20年前我为什么头也不回地离开？而且再也没回过家，甚至在人生最失望的时候，也从来没想过回来？
    “足久未转来呀乎？”一名出租车司机非常客气地过来帮忙提行李，我们便坐上他的车。“恁是都位人？”过了一会儿司机又问我。那时车子已奔驰在台北的高速公路上。
    “我的曾祖父是蒙古人，蒙古白旗人，他和家人在迁移北京后，与江苏人的曾祖母结婚。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北京出生，后来全家搬到安徽当涂附近种田、做买卖。父亲18岁离家后便到台湾来，与我母亲结婚，我的外婆是日本人，外公是福建来的台湾人。”我说得太快，并且有意说得很快，我很想知道他认为我是什么人。
    司机要我再复述一次，然后做下结论：“你的父亲应该算是北平人，你不是台湾人，你是外省人。”
    “北京”在台湾有时被称为“北平”，因为蒋家时代就如此称呼。北平，这个古怪的字阴魂不散，仍然占据在某些人心中。它就像柏拉图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古兰经》里记载的“乌巴”，一个失落不复寻的古老地名，也有可能从来并不存在，至少不在人们的想象中存在。而“外省人”在台湾一直都不受“本省人”的欢迎。那么多年了，他们在台湾生育的儿女也被视为“外省人”，而“外省人”这三个字听起来像莫名的谴责。
    天色已暗，远处天空分不清是暮霭还是污染的气层。收音机的脱口秀全以闽南语进行，不少人名和时事我已听不懂。未离开台湾之前，我几乎和母亲说闽南语，那么多年没说过话，这次见面时该说什么？万一我无法用闽南语表达我的意思呢？我究竟又有什么可以对她说的呢？
    “恁迈去都位？”只讲闽南语的司机转头问我。
    中和乡庙美村水源路5号。
    我很惊讶自己还可以用闽南语把这个住址念得如此清楚。好像这些字那么多年来一直储存在脑中，也好像这些字是一组密码，从这个密码我可以解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谜。
    “中和乡庙美村水源路5号。”我回答。
    这个地址我一共住了20年，一直到我20岁，我都住在那里，然后我从那里去了法国，从此再也没回来。
    我在水源路长大。在那昏暗、潮湿的房子中，生病，憎恨，诅咒，恐惧，一个人孤独地幻想，做过春梦，甚至秘密地爱恋，期待。
    这栋我父亲和朋友一手建造的房子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不同的房间，不同的窗户，凹凸不平的瓷砖地板，房间里的榻榻米气味。梅雨季节中，石泥墙壁总泛出微微的水珠，像拭不去的谁的泪水，多少次，我躺在榻榻米上轻轻地以手背擦去墙上的水气。谁来爱我啊，那时我心里常常这么呼喊着。
    我不知道，那棵母亲“必砍除而后快”的桃树还在吗？我度过多少白日梦的房间呢？我听到房子左前方不远处的河流潺潺声，我听到牛车轧过门前小路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小名，我寻声思索，但我无法分辨是谁。
    那声音逐渐不明确。消失了。
    或者那是我自己呼叫的声音？那是一个黄昏逐渐围拢的秋天下午，我和两个妹妹站在屋顶上呼唤我们走失的狗，那只或许弃我们而去的狗——一只叫yes的狗。我们一直乱喊乱叫闹到天黑，没有人理会我们，没有人理会这个奇怪、不符合常规、经常吵吵闹闹、哭哭啼啼的住家。
    我们的邻居都是当年跟蒋介石一起从湖北、湖南迁台过来的国民党将军，或者是一些四川、江苏的国民大会代表。在那些年代，他们去阳明山开会讨论时局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去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所讨论的早已人事全非，而且他们再也不属于那里了。
    但是他们全是“正派人家”，只有我们什么都不是。他们坐在黑色的裕隆轿车里，看都不看我们一眼。我的父亲一直被那些人当成闲杂人士，或者他本来也就是无所事事的人，很多年来我们几乎没有看过自己的父亲。我们的家是一个没有男人的住家。
    紧靠我家右邻的邻居姓篆，他们的姓很少有，说来以前在大陆便是有钱人。他们一家鄙视我们，不时的争吵喧嚷及哭闹声使他们不悦，使他们以为他们紧挨着疯人院。有时我们出门时看到篆家人，他们仿佛看到野生动物，先是惊悚及诧异，然后便是不屑和规避。
    我父亲还未入狱前曾去问过篆家的家长，一家大型化学公司的老板，父亲打算在花园扩建一个房间，希望能使用我们两家共同的围墙来造屋。我父亲的征询当然很怪，但那个姓篆的人不满地看着父亲说：那怎么行，那你家哪天被拆，是不是我的围墙就没了？篆家人觉得我们的房屋本来便是违章建筑，迟早会被人拆除。
    父亲回来告诉我们整件事情，我们听了觉得羞愧得无地自容。从此不敢再和他们家的小孩说话。
    篆家人也为了我家花园里一棵桃树生气，茂盛的桃树枝叶都伸展到他们那边。他们和大多数村子里人家的花园一样种着修剪良好、整齐的玫瑰花，我们家的花园被母亲用篱笆围起来，在里面养鸡又养鹅。别人家的大门深锁，我们家的大门像没有扣子的衬衫，老是敞开着，谁都可以走进来。
    不但如此，父亲找了一个从军队退伍的朋友来加盖房子。那是一个山东人，绰号叫大头，他为我们加盖的房间，台风来时，没有人敢久待。父亲说大头在军队盖过房子，因此大头便搬进我们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餐桌前喝酒及叹气。他喝酒配生蒜。有一次他在草地上捉到一条蛇，便大声吆喝，把我们孩子全叫来集合，当着我们面，将蛇吊在树枝上，拿出小刀剥出蛇胆便吞了下去。我们站在树下，看着他用小刀将蛇肉仔细剥开，气氛严肃，简直像参加一场祭祀。那个山东叔叔终身未婚，盖房子的彼时他还以为有一天能回老家，他想着他在大陆的妻子，不敢结婚，也可能是没钱结婚。
    童年唯一的朋友是一个家里开棺材店的同学。她家没有客厅，起居空间便是棺木的工作室。她父亲一个人在那里制作各式棺木，棺椁形状像船，他会先做些大样，那些粗样的棺木便一具一具架在墙上，等顾客挑选后，他会再继续施工完成。我感到无聊时便跑到隔几条街的棺材店逗留。
    有一天下午我又上门，同学的父亲忙着处理一个迷你棺材，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小的棺木，便好奇地坐在旁边打量。同学的父亲忙得连午餐都没吃，被妻子叫去吃饭时，我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我悄悄爬进那个小号棺木，躺了进去，发现棺木并不够大，必须弯膝才能平躺。我坐躺在棺材内许久，同学的父亲一直没回来，然后，我似乎听到棺木发出什么细微声音，便立刻爬了出来，吓得跑回家了。
    棺材店的街上有个驼背老妇人，她和儿孙同堂，但不知为什么全家只有她一个长者忙着家务事。她总像个佣人般忙着，从来不说话，背驼得几乎使她矮了一大半，还能挑水煮饭，她没有一刻闲着，既不说话也不抱怨，终年一身黑色传统汉族服饰，像个鬼魂，没有人理她。
    鬼魂般的驼背妇人有时也走过水源路，她以极缓慢的速度扶着墙，有时还挑水挑柴。岁月被她慢步走过，她的人生压着她，使她再也抬不起头，而她连抱怨也没有。
    而紧邻老妇人家住着一个早出晚归的朝鲜战争退役军人，他的手臂刺满了青天白日的旗帜及杀猪拔毛的刺青，他每天骑三轮车出去收拾垃圾，家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只有满屋子的垃圾。由于他的房子砖墙上出现了几处裂缝，我们常贴上眼睛往里瞧，但我们很少看到他，只有几次看到他与一个怀孕的女人坐在床沿说话。
    挨着我家左邻的人家是一个跟随蒋介石来台湾的将军，那个将军已病了许久，妻子、儿女都去了美国，只有一个他当年的侍卫兵在照顾他，为他主持家计及打扫。那个侍卫兵年纪也不小了，至少已秃头了，在小孩的眼中是慈祥的老人，他单身一人住在房子的边间。那是一个独立的房间。那栋房子有座大花园，大门外有一条长巷，我们喜欢聚在那里玩游戏。那管家的慈祥老人从不禁止我们，有时还会让我们到他房间玩，给我们糖果吃，送我们玩具。
    有一天他给我们看他的钥匙环，那环上有一个葫芦，通过葫芦口上的放大镜看进去，里面是裸女照片，慈祥老人给我们看，但我和妹妹们都不喜欢那葫芦玩具，比较喜欢“真正”的玩具。他把玩具放在房间一只箱子里，偶尔会拿出来发给我们一些，像塑料制平版人物像或仔。
    有一天，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他在巷口看到我，说：“我给你一个别人都没有的玩具。”他要我跟他去他的房间，我高高兴兴地去了，他果然给我一个可以站立的金发娃娃，体积很大的娃娃。我抱着娃娃要走时，坐在沙发上的他拉住我，拉下我裙子里的内裤，摸着我的下体，我好像明白又不太明白他在做什么，忍受了片刻，便丢下洋娃娃跑了。那一年，我10岁了。
    我后来都没忘记那片刻，对我而言仿佛是一世纪那么久。我记得的那一天，他的房间跟平常没有两样，房间的纱窗门也没关好，一切都那么正常。
    在这之后，每当大人提到这个人时，我佯装没事，但尽力倾听，想知道所有关于他的事情，想知道他是什么人。我听到母亲抱怨他的鬼鬼祟祟、动机不良，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知道那件事。自从将军病重去世后，他自己也病了，再过几年，我已确知他不是慈祥的老人，从此再也没问过他的下落。
    我不明白那时我为什么不告诉父母，一个人被拉到隐晦的角落，在内心里为他背着他那形状扭曲的人生。他的出现，使我被迫很快明了，生命的机制必定不是以我的想象进行，他向我展现的是一个黑暗的男性房间，那苦闷与孤独的边间。
    出租车已穿过台北市，有许多不曾见过的高楼大厦，也有许多熟悉的建筑却拆掉了。繁华的台北像不会打扮的少女，似乎隐藏着满腹心事。日式建筑的台北宾馆还在，我就学过的女中也还在，纪念蒋介石的歌剧院是我走以后盖的，看起来像中国的明式建筑，而一些所谓的古迹都是日本殖民时代建成的。台北，这个城市有多少身世之谜啊？
    经过中正桥后，车子再度加入塞车的行列。“在卖房子。”司机指着满街的广告牌和广告说。“港星肉弹会搭马车来剪彩，还请了许多歌星来唱歌、跳舞，还有一位尼姑也会来讲黄色笑话。”他说。
    我仍望着窗外，你知道我一直喜欢望向窗外。
    在狭小的巷道中，许多人聚集在灯火通明处，扩音喇叭大声而巨细靡遗地播出喝彩的谈话，热烈带着激动的推销声音通过麦克风渗透到街上。
    你看那边，我小时候天天在这里走动，我对你说。你正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的台北，一个你无法想象的城市。一个传奇的孤岛。
    离开台湾前，现在围着巨大广告牌的建筑空地原本都是四层楼建筑，整条街道两旁都是商店，我常常在商店区的骑楼里走动，从这里一直走下去会经过涂家。我告诉过你，我父亲一辈子都想要个男孩来传家接火，他无法如愿，所以向涂家收了一个“干”儿子，父亲一向跟涂先生关系还不错，他甚至在我出生前便和涂家说好，将来我长大以后，会嫁给涂家老大。
    好几次旧历年春节，我们都必须去他的干儿子家，也是我“未婚夫”家。我们有5个女孩，他家则有5个男孩，两边彼此都不说话，各自玩各自的游戏，因为两家大人在打麻将，我们必须等到天黑才能回家。每次要去涂家我先是假装生病，后来真的生病，父母非要我去不可，我带书和几大本集邮册去，观赏和同学交换的邮票或一读再读那几本东方出版社印行的少年读物，那些中国古代侠义的故事书很吸引我。有一次，我在涂家前院翻书，涂家老大走向我，“这本书我也有。”他的表情很害羞，我点点头，觉得非常窘，那是我那时唯一和他谈过的一句话。
    那些年中，先是搭三轮车去，后来是出租车，然后，我父亲突然失踪了，我们便再也没去过，我们成了不受欢迎的客人。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大学，那时爱看法国和意大利电影，整天就到小试片间看电影，也因此开始学起法语。有一次我在外语补习班门口碰见一名年轻男子，他走向我，“你不记得我了？”我故意摇头，想躲开他。“我是涂大明！”他那时已是西门町的一个帮派人物，他留了一句话给我，“我知道你在这里补习，如果有人对你怎么样，或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给我，我会照顾你。”他没等我回答，便走开了。我手上握着他的电话号码，看着他消失在西门町的补习班街头。我从未拨过那电话。
    我父亲的“干”儿子是他家老二，他从来没理过他“干爸爸”，更别提父亲出事后。他后来喜欢眷村里一个喜欢被男生触摸的女孩，那女孩与我中学同班，“被人摸没什么嘛，很好啊。”她那时才13岁，这么告诉我。
    从那里一直走下去便是加油站，应该是加油站吧，让我想想，再下去是卫生所，一年四季都张挂着布条标语：两个孩子恰恰好。过了卫生所便是中和了。但是加油站呢？卫生所呢？
    “这里是中和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路？”司机先生回头问。我张大眼睛并惊奇地念着：中和国小！“请停一下。”我曾在这个学校度过几年时光，但原始印象已被许多大楼挡住，原来的大门已变成侧门。
    “你要去中和国小？”司机似乎开始失去耐心。我要去水源路5号，我说。“没有这条路吧？”他搔着头皮，“水源路？”他停车并摇下车窗问一个路人。
    菜市场呢？国小（小学）旁边应该是菜市场，那里有个帮妈妈卖菜的女孩跟我一样大。她跟我同班，我们从来没说过话，我只知道她中学毕业后没再读书而是去了工厂做事。我离开台北前，有一天在菜市场还看到她，那一年她不小心被工厂的机器切过手掌，手上都是绷带的她仍在卖菜。那个女孩现在又在哪里？
    我仿佛闻到菜市场内各种新鲜蔬菜夹杂着腐败的气息，昏天暗地的菜棚内只靠小灯照明，讨价还价的女人争着要卖菜的人送一把葱，摇着尾巴的混色土狗，切鱼切肉的赤膊男人，将水泼在水泥地上的鱼贩。牛肉摊总是最冷清，很多信佛教的人说他们不吃牛肉。牛肉摊老板也有个女儿与我同班，有一天，她因为笑我们的男老师披着花围巾，老师便把大块围巾罩在她头上，让她整堂课罩着围巾坐在那里。一个斯文的小女孩，我们也从来没讲过话。她呢？还有那些下午收摊后坐在菜摊上聚赌的男人呢？
    出租车因逐渐阻塞的交通走走停停，我的思绪也跟着窗外景物起伏变动。总是飘着亚摩尼亚的冰块店早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全新的7-Eleven商店；老庙还在，但看起来不复以前雄伟。街上的建筑大多已改了，但我感到万分惊讶，那条经过我家附近的河已不在了，变成水泥地，上面停满了汽车和机车。
    “水源路早就没有了，”司机怕擦撞似的小心将车驶进一个巷道，“现在这里便是以前的水源路，要下车还是要继续？”
    我抬头看着窗外两栋25层大厦，转头望向你，我久久没开口，你也无声，你沉默地随着我进入儿时历史。怎么会呢？这里便是水源路？我在心里喊着。不但那条路，那条路前的河流，那条路外的稻田、屋舍，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眼前这两栋无法想象的摩登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