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张五常持续不断地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出自己的药方。
    他是经济学领域最勤快、大概也是最合适的“经济学传教士”。他笔下的世界千奇百怪、精彩纷呈，从邓丽君、中国大酒店到铁饭碗与国企职工，从养鳟鱼、除夕夜香港街头卖金橘到两岸三地的关系、大陆的体制改革……在几百万字的密集显微下，一个百废待兴、锐意改革的国家形象全方位地进入他的视野，而经济学两百多年的知识脉络和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也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在他最近的作品，被他称为“学术封笔之作”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张五常试图对他曾说过的那句“200年来最好的中国即现在”给出正式、系统化的“经济学解释”。换句话说，就是要“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在过去30年来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不同以往的是，这一次张五常决定放弃自己多年来用惯了的产权分析，转用以合约约束竞争的论证路径。该理论认为：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会带来租值的耗散，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权利结构，而权利结构则界定了经济制度的本质。
    在书中，张五常就是根据这个“权利转换”的角度提出了对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总结陈词”。他指出，第一，用市场价值来取代等级制度作为限制竞争的合约安排，降低了资源的租值耗散。第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损害中国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实上清楚厘定了农民的私有产权(长时期的使用权并可以交换)，从而极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第三，中央政府、省、市、县、镇、村、户这七个等级之间通过一系列从上至下的承包责任合约而连接起来，但这种连接只有纵向的，没有横向的，从而创造了横向组织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县级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从1990年代的通胀、通缩与外部危机下的重重危险之中走出来的关键。第四，通过增值税的中央与地方划分，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县级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权力，又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为了实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县级政府不但会挑选企业，而且会为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高强度竞争下县域经济的活力是中国经济得以高增长的关键。最后，中国经济能够渡过很多难关，关键在于中国的合约安排具有很强的弹性，不论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约，还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约，还是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合约。而《新劳动法》的实施无疑使得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合约突然变得僵化。这可能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
    张五常说，他写《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中国这些年究竟做了什么，对的是什么，不对的又是什么，经济上的奇迹是否能延续，以及该如何延续。
    不难发现，张五常在一如既往地表现了其“张狂”的同时，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经济学人该有的责任。尽管很多人对张五常是不是个合适的“看诊大夫”心存疑虑，认为他只是个身居香港的旁观者，没有第一手数据和调查，难以对症下药，而且年纪大了，有些“老糊涂”了，然而，当张五常能以举重若轻、微言大义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创新之举在于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贯彻到底，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合约关系，并认为“中央与地方实质上合约化的财政结构，导致了省际间的经济竞争，从而极大提高了效率和国家总体经济绩效。这尤为重要，它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时，应该没有人敢轻易地否定张五常的洞察力和思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