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 大作问世

    2008年7月14日—18日，98岁高龄的大宗师科斯亲力亲为，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改革三十年国际研讨会”。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以下简称《制度》）是5天会议的主题论文（the Leading Paper）。与会四位诺奖得主（Ronald Coase, Robert Mundell, Douglass North, Robert Fogel）和众多经济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皆一致高度评价张五常关于中国经济制度的精彩阐释。科斯说《制度》“极具创造力和启发力”（Very Insightful and Powerful），“完全满足了我的期望”。蒙代尔说《制度》是“我过去三十年所读到的关于中国经济的最具启发力和最具魅力的论文”。
    古人说得好：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五常教授自己的感受很特别：“我的文章就是为科斯写的。我一生欠老人家很多，中国也欠老人家很多，他既然横下心来要搞中国制度的研讨会，我无论如何也要放手一博，帮他到底。既然要满足科斯的愿望和要求，心想拼了命也要写得让他满意。我承诺他：答应你的文章将会是我平生最重要的文章。前后大约一年时间才完工，数易其稿。为了准备这篇论文，我首先写了一系列文章《经济学的缺环》和《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反复想，想了好久才开始动笔写《制度》，不睡觉，一口气写了三个星期才完成初稿，体重减了五磅。每天只稍微休息几次，昼夜不分，足不出户。科斯满意，我自己满意，那是我毕生学问的总结，是我最重要的文章。”
    那么，《制度》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呢？是破解了中国制度变革的“密码”，破解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将新制度经济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开创了真正的中国经济学派。

    中国问题（the China Question）之答案

    是令人心醉神迷、思之无法入睡的大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过去和现在的学者争论不休，将来的学者还要继续争论下去。《制度》首先标举出“中国问题”（the China Question）：那么多人，资源那么贫乏，要怎么办才能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呢？要怎么办才可能富裕发达呢？邓小平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少，那么多的不利的环境，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非常对的事情”是什么呢？张五常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是经济学必须回答的头等大问题。
    张五常跟踪中国制度变革数十年，到1997年，他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地区竞争，但从来中国的地区竞争那样普遍，那样特别。到2000年，张五常进一步肯定“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本质上等于是公司和公司之间的竞争。
    最根本的事实找到了，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如此重要的事实呢？易言之，县与县之间为什么会发展出象公司之间那样的激烈竞争？张五常对自己的伟大发现有非常精彩的描述：“直到2004年，有一天深夜睡觉时，突然想到四十多年前，我写《佃农理论》时批评过的马歇尔的一个注脚，恍然大悟，彻底解通了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县级竞争制度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世界上从来没有见到过。”

    中国奇迹是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张五常是众所公认的新制度经济学、合约经济分析和经济解释学的始创者。他的至理名言是：“你不能去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县级竞争制度”密码的破解，源于他多年来对中国经济两大奇迹的深刻入微的细致观察。
    两大奇迹精彩绝伦，过瘾之至。第一大奇迹就是长江三角洲在8--9年时间里，超越了珠江三角洲。1992年邓小平决定开发浦东。张五常当时就大胆推测，未来25年内，长三角地区将会是世界上聚集财富最多的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长三角是在极端困难的1990年代—从高通货膨胀急转为通货收缩的年代—超越了起步早10年的珠三角。张五常问：“你怎么解释长三角的经济奇迹？宏观经济学完全无法解释，西方的宏观经济学没有遇到过这样过瘾的问题。”
    第二大奇迹是2000年通货收缩结束之后的七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每年高达20%，农村劳动力10个有7个转到工商业去了。如此大规模的农转工，困难之大，好多学者研究过。日本明治维新出现过，1960年代台湾出现过，1970年代韩国出现过，但都无法与中国相比，从速度、规模和气势来衡量，前面那些“农转工”小巫见大巫，不可以相提并论。张五常再问：“我自己请农民工，在神州大地到处跑来跑去，随处都亲自看到农民生活显著改善的标志。你又要怎么解释呢？没有一个西方理论可以解释。到2004年我终于彻底明白：县级竞争制度可以完整解释中国奇迹。”

    增值税是租，县是公司

    张五常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原来地区激烈竞争之秘密，乃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增值税其实是佃农分成制度！40年前，张五常以经典著作《佃农理论》轰动西方学术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佃农理论》真正开花结果，恰好在自己的祖国。
    为什么会出现县际之间的激烈竞争？张五常发现有两个重要条件必不可少。第一、经济权力特别是土地的使用权力在县的手上。为什么不是省与省、市与市之间的竞争？主要原因就是县掌握着土地的使用权。他说：“不搞投资的人不会明白这一点。几年前，一个县长对我说，张教授，你一年来这里一次吧，你选一块地，我给你建一个房子在那里。我问：你有那么大的权力？他说我有这个权力把土地给你。我说那你不是贪污吗？他说不是。过了个把小时，他说我真的有这个权力，可是你每年要来一次，我就有理由把土地给你。我追问他：经济权力究竟是在你的手上还是在市里？他说市没有经济权力，除非市里面需要一些土地发展。市的级别比县高，当然是很大的冲突。但他说省、市、村镇都没有这种经济权力。我问他经济权力在哪里？他说土地的使用权在我这里。地怎么样租出去？租什么价钱？建什么东西？都是县里说了算。后来遇到许多类似的情况，我第一次体会到，县等于是一个公司，科斯理论里面的公司。”
    第二、整齐划一的增值税是佃农分成制度。张五常说：“1994年是关键一年。这年有了增值税，而且是全国一致的17%。我相当震撼。所有其他的东西，比如卖土地的钱怎么分，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但17%的增值税却是全国一致的。从1994年到今天，一个地区或县的工业投资者要付17%的产品增值税，全国一样，是经过好长时间争吵定下来的。县本身从增值税里分多少呢？是四分之一，也就是4.25%。”
    问题是：17%的增值税究竟是税还是租？张五常的答案非常奇特：17%的增值税是租不是税！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有没有钱赚，都要缴17%，这是典型佃农分成。他说：“17%的增值税到了我这里，就变成了租。我好象发现了新大陆。搞佃农理论这么多年，佃农分成谁都没有我熟悉。”

    马歇尔脚注激发灵感

    逻辑上紧接而来的问题就是：全国整齐划一的17%的增值税，怎么可能促成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张五常的回忆实在精彩：“2004年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读研究生时批评过的马歇尔的一个脚注。马歇尔当时的分析就是不允许分成率变化的。分成率既然不能变，县（地主）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分成合约有效率呢？马歇尔说的清楚，地主可以调节资本投入。问题是调整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想着马歇尔的脚注，调查了几个县，发现原来县的地价可以是负数！县政府不仅可以免费为投资者提供土地，还可能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什么三通一平更不在话下。激烈竞争就这样产生了，花样要多少有多少。”
    至此，我们应该明白了《制度》的发现路径和逻辑结构。

    从合约约束竞争看制度

    从经济理论或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最重要的创新是：张五常放弃自己多年来炉火纯青的产权分析，转而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看制度，交易费用就变成约束竞争的费用了。为什么要彻底转变理论视角？因为张五常发现：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制度》第三节是全书最重要的理论部分，从一个完全新的角度看制度经济学，是中国经验所启发的重要理论创新。
    放弃产权的角度，转而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看制度，从约束竞争费用的角度看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而所谓交易费用的本质就是消散了的租值。租值的上升或交易费用的下降是一回事情。从约束竞争、减少租值消散、降低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增加租值等角度看，整个中国的合约制度就非常完美。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个地区等于是一个公司，地区和地区之间等于是公司之间在相互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不否认这个制度还有缺点，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地方不少，但整个合约结构非常完美。否则就不会有中国奇迹。

    系统阐释中国奇迹，开创真正的中国经济学派

    然而，《制度》的贡献远不止此。科斯为张五常英文论文集所写的序言里说：“中国的制度变革不仅是令人惊奇的伟大事件，而且具有最高的重要性。我以为：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世界的奋斗”。《制度》最重要的贡献，是给一个大时代的转变（中国的崛起），给出经济学理论上系统深刻的阐释，从而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派。因为，真正的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要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和中国的制度转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价值。
    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大时代，是一个大时代的转变。到底怎么样看呢？大时代转变的重点在哪里？是地球一体化吗？是地球变暖吗？是科技的突飞猛进吗？是互联网和信息科技的奇迹吗？是全球金融危机吗？张五常的看法与众不同：尽管上述所有皆非等闲，却都不是重点。他说：“我们面临的大时代转变，重点是全球有20亿以上的贫困人口，为了改善生活一起出来参与国际产出竞争。惊天地，泣鬼神，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
    从这个角度看大时代的转变，中国就格外重要，因为整个大时代的转变是30年前由中国发起的。中国在这个大时代的转变中占了先机，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把地球上的无数穷人带动了。是中国的发展带动了地球上的无数穷人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转到工业去。科斯说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世界的奋斗，深刻而贴切。
    之所以说张五常的《制度》开创了真正的中国经济学，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说完全解释不了中国奇迹。科斯曾经预言：中国伟大的制度变革将对经济学产生最有益、最深刻的影响。这也正是他当时鼓励张五常回到香港任教、观察中国制度变革的唯一理由。2008年“科斯会议期间”，科斯曾经对与会者说：许多年前他鼓励张五常回到中国，是他一生中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因为张五常对中国经济制度变革所做的理论解释，开创了经济学广阔的新天地，将制度经济学提升到全新的境界。
    张五常对自己的贡献有最好的总结：“西方经济学发展了200多年，没有大时代的转变写不出来的伟大作品，只有三部。市场和贸易的兴起，激发斯密1776年写出《国富论》，大资本家的出现惹来贫富分化，马克思1867年就发表《资本论》，金融业的兴起惹来大萧条，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通论》。我们今天面对的大时代转变，比起上述三个时代转变，要庞大得多、复杂得多。我恨不得自己还年轻，有魄力仿效斯密写一本巨著。与此无缘，但还是写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应该只是一部大书的其中一章，是重要的。这篇文章是受了大时代的影响，成功地解释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