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布鲁纳（Karl Brunner）两年前去世了。去年初，阿尔钦邀请我到欧洲参加一个为纪念布鲁纳而举行的研讨会，我因为要准备诺贝尔研讨会的文章而推却了。这使我郁郁不乐久之。
    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研究院，布鲁纳是我的老师。他当时对我不重视，不认为我是可造之材。他教的是宏观经济与货币理论，是我兴趣之外的科目。那时，布鲁纳算不上是大名家。这一点，同学们和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都认为他是绝顶高手。布鲁纳后来举世知名，是他离开加大之后的事。
    我是一九六七年离开加大的。一九七三年，我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收到了布鲁纳的一封信。信上说，他知道我升级很快；读过我一些文章觉得果然了得，所以要写信来恭贺一番。这使我很感动。七○年代的布鲁纳，在国际学术上如日中天，也是几个大国的政府所重视的智囊，竟然能抽空给他早年“何物小子”的学生，加以鼓励，实在不简单。
    布鲁纳大约是一九六五年离开加大的。七十年代，他曾数次邀请我参加他办的研讨会，可惜都碍于工作不克参加。我再与他见面时，已是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五年了。该年夏天，我到旧金山参加美国西岸经济学会的聚会，在那里的一个特别的讲座上，发表了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见解。听众济济一堂，我走到台上，向下一望，见到前排正中坐着的，是弗里德曼夫妇和布鲁纳夫妇。这使我呆了好一阵。
    演讲后，这四位故交跟我握手言欢。布鲁纳夫人罗丝玛丽（Rosemary）兴高采烈，紧握着我的手，滔滔不绝地跟我述说二十多年前我在加大时的往事。她笑得很甜，很开心，但我却强笑着，泪水差点要流出来。
    原来早一个晚上，我与布鲁纳的最佳拍档麦萨尔（A. Meltzer）共进晚餐时问起布鲁纳近况，他说：“几天前罗丝玛丽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只有几个月寿命！”想不到，十多个小时后我所遇到的她，竟然那样欢容，好像自己什么忧虑的心事也没有似的。后来罗丝玛丽死了。我跟阿尔钦谈起此事，他说，因为要使布鲁纳开心，罗丝玛丽那时就变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一九八五年在旧金山所见到的布鲁纳，很苍老，行动不便。其实二十多年前，他的眼睛就大有问题。我们再见面时，他几乎完全看不见什么了。他站在我的面前，像对孩子那样的关心，微笑地以他脱不掉的德国口音说：“好呀，史提芬，你现在是个经济学家了。”“可以这样说吧，”我感到有点骄傲地说，“我脚踏实地下过二十多年的工夫。”“真的二十多年吗？应该是吧。你那时替我拍的人像照片，我还好好地保存着呢。”
    是那样可爱的一个人！但一九六二年，布鲁纳是同学们认为最严格﹑对学生最不客气的老师。世界上可能没有出现过一位比他更重视逻辑的经济学者。文章的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段，他都不放过。在研究院的“宏观经济”的高级课程上，他花了一个学期只教了M. Bailey那本名著中的十八页，证明几乎每一段都有错处。到最后所有未被吓退而还在课室留下来的几位同学，都可说得到一点“真传”。这些同学今天在美国都大有建树了。
    我还记得有这样的一课。历久以来，书本上都说在均衡点上，投资量与储蓄量相等。布鲁纳问：“为什么这二者相等？”同学们接二连三地以书本上的答案说了出来。布鲁纳听了，脸色一沉，郑重地说：“你们不说话不是更好吗？”这一说，同学们知道书本上又“胡说”什么了。
    课堂上一时间静得怕人。过了好一阵，布鲁纳说：“一些量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另一些量却是不可以观察到的‘概念’。前者，投资与储蓄永远相等，正如出售量与购买量永远相等一样；但后者只在均衡下相等，那是看不见的﹑概念上的相等，正如需求量与供应量的相等只是一个概念，不是事实——是见不到的。真实世界中没有经济学所说的‘均衡’那回事，因为‘均衡’只是一个概念。”
    他跟着走到黑板前，以数学逻辑证明他的观点。一大黑板写满了，抹后又继续写，如此抹抹写写好几次，他突然停下来，问：“你们明白了没有？”没有谁真的明白，所以没有谁响应，布鲁纳一声不响的离开了课室。同学们呆住了，知道他所说的是惊天伟论，脾气发得有理。大家于是继续在课室内研讨刚才布鲁纳的分析，直到两个小时后自觉明白才离去。
    是的，布鲁纳是我所知道的在分析﹑逻辑上最严谨的经济学者。作为他的学生，被他当众“羞辱”司空见惯，当时会有反感，或心有不甘。但过了一二十年还从事经济学的，就会觉得布鲁纳严谨的逻辑推理，在脑海中像铁铸的那样，驱之不去，忘之不了，也因而把自己所学得的知识视为真理，对浑水摸鱼的所谓“理论”一笑置之了。这是布鲁纳作为一个老师的伟大之处。
    天大寒，路如铁。行不到数十步，弗老就问我作什么研究。我说正在修改自己的论文，是关于佃农理论的。他一连串地问了好些问题，在十多分钟内把我年多来想过的问题差不多全部提出来了。行雷闪电，如神似鬼，使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可幸他提出的我全都想过，所以对答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