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误是要付代价的。概念或观点上的谬误，可能导致很大的代价。令人感叹的，是导致大代价的谬误，往往浅显之极。在中国，跟在其它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样，外汇管制是有着一些故老相传的肤浅谬误。
    十八世纪初期，欧洲的重商主义者（mercantilist）主张对外贸易要有盈余，因为这会引进黄金。但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要享受进口物品。贸易有盈余是出口总值比进口的大——外人享受自己产品的总值大过自己享受外人的产品——岂不是吃了亏?虽然盈余可以积蓄黄金，可为将来进口之用，但黄金既不能生息，也不一定会升值，所以在斯密（A. Smith, 1723-1790）后的百多年中，重商主义的观念就逐渐被识者遗弃了。

    金本位瓦解的后果

    二战之前，很多国家的对外贸易以黄金为本位，因为很多国家的货币是用着金本位制。在这情况下，若黄金大量外流，对国家的货币制度会有不良影响，重商主义的观点驱之不去，不难明白。到了一九四四年，以凯恩斯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财经专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开会，翌年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Act），是间接地用金本位。不管什么形式，金本位只要存在，外贸盈余的争取总有点道理。有些国家，因为自己的中央银行滥印钞票，搞起通胀，黄金外流。管制外汇是一个以砍头来治头痛的办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少落后国家因为黄金外流而实施外汇管制。落后国家之所以继续落后，这管制是一个原因。
    一九七一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终于经不起压力而瓦解。因为金本位被废除了，更多国家的政府难以自制，大幅度地增加货币量，引起了十多年的举世通胀。这趋势近几年有好转，虽然这好转不一定能持久。以金本位来安定物价，有好处也有弊端。常被人忽略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在金本位下，物价一旦“安定”不了，引起黄金外流，外汇管制的机会就增大了。
    年多前香港因九七问题而引起港元汇价的大幅度波动，于今思之，犹有余悸。香港政府最后采用的“联系汇率”，其实是以美元代黄金，将钞票以美元为本位（七二年之前港钞以英镑为本位）。这制度能成功的一个原因，是香港没有中央银行，让港币的供应在固定了的汇率下，按市场对外汇的需求增减而自动减增。可行，外汇管制是用不着的。
    自《布雷顿森林协议》瓦解后，间接的金本位不再存在;没有了黄金外流的恐惧，外汇管制就少了一个大压力。有些以前没有外汇管制的国家，在脱离了金本位之后，就让汇率自由浮动。有些以前有管制的地方（如日本）就减少了管制，也让汇率自由浮动。有些地方（如台湾），因为官僚贪污，管制虽然减少了，仍具规模。更有些地方（如印度），贪污无日无之，外汇管制驱之不去。贪污是因管制而起，而管制也是因为贪污而增加了顽固性。
    在评论中国的“一国二币”的文章内，我指出要保存现有的二币制度，外汇管制是需要的。不谈贪污，一国二币的制度也会加强外汇管制的顽固性。表面看是要外来客付较高价，多赚一些外汇，但效果却是引狼入室。外汇管制所带来的不良经济效果，罄竹难书，这里不详述。我们要问，除了利便贪污，除了一国二币有大可怀疑的表面“利益”以外，外汇管制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答案是，半点好处也没有!有的是一些肤浅的谬误。

    汇管不能提升币值

    有人认为如果中国一旦解除外汇管制，人民币的市值会大幅下降，对国家的面子有损害。但几个月前黑市汇率是一百港元换四十五人民币，几星期前是六十三，今天已是七十二了!几个月前我跟朋友打趣说，我又有一个“张氏定律”:人民币兑换港币的公价每跌一元，黑市就跌五元!其后几个月的转变，不幸被我言中。
    三年前，弗里德曼访问中国之后，我去信向他请教了一个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问:“根据我的不完善分析，假若中国解除外汇管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的市价会比黑市价高，但这显然是跟书本的论点不同，为什么呢?”他回信说:“这是因为在公价汇率下，中国仍有很多物品是较外地便宜;解除了管制，这些物品所含意着的高值汇率就会生效。”名家之见，果然不凡。
    有人认为外汇管制可以协助政府积蓄外汇。姑勿论这积蓄是否明智，可肯定的，是若要积蓄，比外汇管制好的办法多得很。我们没有见过有人跑到银行里说:“请你们禁止我提款，因为我会因而增加积蓄。”
    另一个谬误，是认为外汇管制可以约束进口消费，因而鼓励国内的工业发展，或减少中国对外国的依赖。这些观点，不仅违反了经济规律，不明智，而就算要达到这些目的，直接以关税或限制进口数量，比外汇管制高明。
    最无稽的谬误，莫如认为在外汇管制下，人民币的价值会较高，因而表达了经济的强盛（一说人民币比台币值钱，所以中国大陆的经济比台湾的好!）。姑勿论目前黑市汇率的尴尬情况，若中国真的要加强人民币的币值，将现在的一百元改为一元，还不容易吗?
    在金本位制度下，以外汇管制来阻止黄金外流，虽是下策，但为了要“安定”币值，下策也是无可奈何。没有金本位或“外币”本位，中央银行自行约束货币量，是唯一可取的安定币值的办法。外汇管制要来做什么呢?除了利便贪污及以一国二币来推行价格分歧，我想不到外汇管制有强可成理的用途。说是要使外商付较高的物价，也是错得离谱。人民币的公价高﹑市价低，外商逼着以外币议价，利益何在?若要收高价，直接提升物价简单得多。

    汇管不能减少外贸赤字

    在五花八门的谬误中，最容易被人接受的，是外汇管制可以减少外贸赤字，因而给社会带来利益。问题是，没有外资进口，外贸怎可以有赤字呢?贸易赤字是因进口大过出口而起的，但若要进口，就非有出口不可。没有管制，不谈资金流动，赤字何来?正如在香港做生意，甚至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怎可以持久地入不敷出?若有人能持久地做到入不敷出——他的享受能持久地大过他的生产贡献——何乐不为?赤字何害之有?对外贸易不是政府财政，可以持久地赊借度日，先花未来钱。
    假若我们考虑到资金的进出口，情况就不同了。举一个例。近几年来美元在国际上大幅度升值，使美国的外贸赤字激增。这庞大赤字怎可以存在呢?答案是，在同期间美国有庞大的外资进口，在高息下，在美国存款﹑买股票或债券。里根总统幕下的经济谋士担心的，不是赤字的本身，也不是外资进口，而是这些进了口的外资，大部分不是投资在地产或生意上，而是集中在可以赚取利息的财务投资。他们担心的重点，是这些外资可以急去。这些极易流动的外资一旦大量撤离，怎么办呢?

    汇管阻吓外资进口

    资金的进口，可以支持外贸赤字。除此之外，贸易赤字难以产生。中国若解除外汇管制，取缔一国二币，让汇率自由浮动，情况会怎样呢?答案是，人民币会有一次贬值（其下跌幅度会比黑市汇率小），其后中国政府若能约束货币的增长率，更大的贬值不会再发生。外贸是否会有大赤字，则要看外资的进口多少而定了。解除外管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明显的。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投资在中国财务上赚取利息的人，显然不多。争取这种外资，一个经济发展得有成就的国家才能做到，何况在有外汇管制的情况下，进了口的外资不一定能出口，有谁会对中国打主意?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百废待举，只要市场继续开放，利润比外地高，投资到中国设工厂或建酒店，虽有风险，也有所值。中国的执政者显然欢迎这种投资的，但除了要大事推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起码还有五个困难。
    第一，外汇管制是一个重大障碍。这一点，任何到中国投资的人都知道。
    第二，中国的执政者受了马克思的影响，对市场运作的功能知得少。他们一方面谈合理价格，另一方面谈合理利润。他们认为外资到中国，能赚到与利息相若的利润，就算是公平合理。但他们忘记了做生意是很容易亏大本的。说相等于利息的利润“合理”，是指在竞争下的平均利润。生意既然可以亏大本，要引进外资，就必须给投资者一个可以赚大钱的机会。坚持“合理”利润，还有什么投资者会冒风险去下注?
    第三，中国的执政者一方面欢迎外资，另一方面却反对外贸赤字!这是说不通的。在一般情况下，若资金是进口大过出口，外贸赤字就会产生。当然，中国政府跟一般自由市场的政府不同，喜欢由政府本身积蓄外汇。但积蓄了的钱还是要用的。有钱而不用，要钱来做什么?花钱不仅是为消费，也可以是为生产赚钱。换言之，要大量引进外资，外贸的赤字就不应反对了。
    第四，在目前的中国，权利的界定仍然不够清楚。别的不谈，单是因为权利不清而引起的庞大交易费用，就足以使外资却步。在商讨投资时要跟谁谈判，要由谁批准，以及其它因为权利混淆而引起的各种疑问，曾与中国洽商投资的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最后一个引进外资的困难，是中国不肯将土地出售。禁止将“国土”出让给外籍人士，也是基于一些故老相传的土地谬误，将来有机会我会再向读者解释。在引进外资的问题上，禁止土地出让或长期租出，会迫使外商跟中国合资或合作。然而，在投资上，合不合作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有权不合作（独资）是可以减少合作者的不合作行为。因此，不仅被迫与国家政府合作是一个投资的大障碍，就是被迫与其它私人合作也有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我指出在没有金本位或“外币”本位的制度下，外汇管制没有任何说得通的经济理由。中国目前的“一国二币”制度是一个特别的支持外汇管制的因素。我曾指出，以“二币一价”的办法来施行价格分歧，所获甚少而代价甚大。难道中国的命运，真的要被某些故老相传但极为肤浅的谬误连累了?